1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著作权利用的途径
1.1直接授权
直接授权是指使用者直接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授权，又可分为一对一授权、授权要约和创作共用。①一对一授权是指使用者根据著作权自愿许可原则，一对一地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授权。②授权要约是指作者根据自己的版权授权意愿，在其出版的图书中刊登一页权利人授权声明，明确该书的著作权授权范围、授权费用、支付方式、使用方式以及保留权利等内容，该模式指引使用者依据授权声明合法使用作品，有助于免除一对一洽谈的巨大交易成本［1］。③创作共用(Cre-ativeCommons)协议作为一种相对宽松的授权协议，即除特殊说明以外，任何人可以免费拷贝、分发、讲授、表演某个站点的任何作品，但要注明出处或作者，只能用于非商业用途，不能为某种利益而擅自更改或删除作者名发表在任何商业媒体上，而且如果基于原作品内容进行再创作，应按照与当前协议完全相同的协议分发最终作品［2］。
1.2间接授权
间接授权也称代理授权，是指著作权人将权利授权给著作权代理机构，使用者向著作权代理机构交纳相应著作权使用费，著作权代理机构再将这部分报酬转交作者。间接授权又分为集体管理、由出版商代理授权、专业版权代理公司代理授权、技术平台服务商代收代授模式等4种方式。①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名义进行相应活动，如与使用者订立许可使用合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以及处理相关诉讼、仲裁等。②由出版商、专业版权代理公司、技术服务平台商代理授权，是指作者将作品使用授权交由出版商、版权代理公司或技术服务平台商代为管理，使用者与出版商、代理公司或运营商洽谈授权事宜。
1.3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是指特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据法律规定，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无偿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的制度。合理使用制度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对私人权利的法定限制，在不损害著作权人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给社会公众保留获取信息、学习知识的自由空间［3］。作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机构，图书馆依法享有两项著作权合理使用情形(也叫图书馆例外):①图书馆复制权例外。《著作权法》第22条第8项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并不向其支付报酬。②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7条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同时，依据《条例》第6条第6项规定，建设开通的“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2008年开通)和“中国残疾人数字图书馆”(2011年开通)等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有相应的作品合理使用权;依据《著作权法》第22条第11项、《条例》第6条第5项规定，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适用于少数民族文字通行地区的翻译类合理使用。
1.4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据法律规定，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使用其作品但须依法支付报酬的制度。法定许可的本质是将著作权人的专有权降格为报酬请求权。《著作权法》第23、33、40、43、44条分别规定了5种法定许可情形(即教材编写许可、报刊转载许可、录音许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放已发表作品许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放已出版录音作品许可)，《条例》第8、9条则分别规定了两种法定许可情形(即作品网络传播的远程教育许可和扶助贫困许可)。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和相关公益性数据库的开发利用都离不开对作品的法定许可使用，如根据扶助贫困法定许可规定，目前设在我国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点，依照法定许可规定，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著作权人没有异议的，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传播扶助贫困和适用基本文化需求的数字化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2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著作权利用的困惑
2.1直接授权成本过高
虽然直接授权包括了一对一授权、授权要约和创作共用等多种方式，但授权要约模式由于可操作性不强和单靠市场机制推行难度大［4］，创作共用模式则由于协议较为复杂，作者正确理解协议有一定难度，并且协议普及力度不够，绝大多数作品并未加入协议，因此这两种模式目前还未得到广泛应用，无法成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主要授权方式。由此可知，一对一授权模式自然就成为直接授权的主要方式。同时尽管人类社会经过了数千年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无法计量的信息资源，但是对当前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传播最具影响力和推动力的信息资源，大多数还处于著作权保护期内，因此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机构如果不事先获得作品的著作权使用许可，就无法对大多还处于著作权保护期内的作品进行数字化和网络传播，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置于一种“海量许可”困境［5］，导致直接授权交易成本过高，使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遇到困扰。
2.2间接授权机制不畅
间接授权包括集体管理、由出版商代理授权、专业版权代理公司代理授权、技术平台服务商代收代授模式等4种方式。由专业版权代理公司代理授权的作品数量很少，同时也必须解决海量授权问题;由出版商代理授权，出版商往往凭借出版发行上的优势地位对著作权人提出许多不合理要求，如要求无偿获得作品网络传播权，因此大多数作者并不愿意一揽子将作品授权给出版商;由技术平台服务商代收代授模式主要适用于网络环境中的数字作品，技术平台并不能很好解决纸质作品的授权和收费问题。因此以上3种方式应用范围均有很大局限性，并不适用于大规模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相对而言，集体管理是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获取作品的重要间接授权渠道。然而由于我国《著作权法》第8条、《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19条都明确规定作品著作权人享有自由加入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这决定了我国各类集体管理组织不能强制著作权人加入，因此其所代表的会员数量非常有限，目前还根本无法完全满足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海量的著作权许可要求。同时目前集体管理模式表现出一定的缺陷，如缺乏先进的技术平台，授权效率不高;滥用其垄断地位，侵害权利人和使用者的权益;存在较为严重的不积极维权的问题，这导致很多作者对集体管理组织产生信任危机，影响了更多会员加入。因此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者来说，间接授权机制运行似乎并不顺畅。
2.3合理使用情形过严
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8项以及《条例》第7条均规定了合理使用条款，然而必须指出，为充分保证著作权人的权利，法律对其有较为严格的适用限制:一是使用地点限制，即图书馆等只能在本馆馆舍内(馆域网)内向读者提供数字化作品;二是作品范围限制，即限定为本馆收藏时就是以数字形式合法出版的作品和图书馆为了陈列和保存版本的需要而制作的数字化复制件;三是使用目的限制，即对馆藏文献进行数字化应被用于个人研究、保存版本以及教学科研的需要，并且不允许直接或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四是使用方式限制，即提供作品时应采用技术性措施，只允许用户在线阅读，不能下载全文。基于上述限制，绝大部分图书馆收藏的合法的数字化作品无法向广大读者提供，极大妨碍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所需特色资源的收集以及后期推广利用。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根据《条例》第10条规定，除第6条第1项至第6项、第7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提供作者事先声明不许提供的作品，目的是防止作者通过事先声明的方式规避《条例》规定的上述限制和例外。然而由于该法条仅仅是规定“作者的事先声明无效”，并未明确当事人的合同约定能否排除上述限制和例外，因此《条例》并不能禁止双方以合同协议方式排除上述合理使用的行为。在实践中，正是由于上述法律缺陷的存在，资源提供方或著作权所有人往往凭借其强有力的卖方市场地位，隐性逼迫图书馆等用户单位签订“凌驾于法定的可适用于图书馆的著作权例外之上”［6］的资源许可协议，不断挤压社会公众利益空间，由此导致图书馆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可能因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但不符合双方签订的并非真实意愿表达的资源许可协议约定的行为而产生侵权风险。
2.4法定许可方式过少
前已述及，法定许可的本质是将著作权中的一些绝对专有权降格成为一种合理报酬请求权，从而在作者的排他性权利和公众的合理使用之间构建一种中间制度。作为一种具有较高效率的著作权授权方式，法定许可应该有更大的应用范围。然而出于对法定许可会过多损害著作权人利益的担心，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纸质文献数字化、已购数字资源下载转化以及网络资源下载链接的法定许可制度，《条例》第8条、第9条也只是就网络传播方面规定了实施远程教育和扶助贫困的法定许可，并未明确规定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馆舍外信息网络传播的法定许可。很显然，法定许可方式的过少也影响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所需特色资源的合法收集和有效利用。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的大多数法定许可规定了一个前提条件———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这与其他国家的法定许可制度有很大不同，准确地说应该是准法定许可制度，即同意著作权人以声明的形式排除法定许可的使用，这无疑极大削弱了法定许可的效力。
2.5技术措施保护过度
技术措施保护是法律界为解决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作品保护难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意在制裁为侵犯他人著作权而破坏有效控制作品的技术措施，以及有意为牟利而提供破坏技术措施的设备和服务的行为。为兼顾著作权所有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各国法律同时规定了若干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的例外情形。然而我国《条例》第12条仅仅规定了4种例外情形即为教学或科研目的、非营利为盲人服务、国家机关依法执行公务以及进行系统或网络安全性能测试等，例外情形范围过于狭窄，与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依此规定，图书馆进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时，对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在市场上无法购买的作品不得合理规避其技术措施，因为不符合法定的4种例外情形。此外，对于图书馆履行自身职能、充分发挥自身在人类文化遗产保存方面的价值的至关重要的活动———数字文化资源长期保存，我国现行法律也并未明确规定允许图书馆享有规避数字资源技术措施的例外［7］。我国法律对作品技术措施的过度保护严重影响了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进程。
3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著作权许可的出路
资源授权无法突破现有法律与授权资源无法满足读者需求是目前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最大两难困境。虽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机构最好现实应对措施是研究熟悉现行法律，并在法律给予的合法空间内开展工作，但这仅是权宜之计，非长久之计，根本出路是积极推动现行著作权法律的修订完善，争取法律给予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和社会公众更大的法律活动空间，促进著作权法设计上的再平衡。目前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3月公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一稿)，公开征求意见后，又于同年7月公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以下简称草案二稿)，最后于同年10月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三稿)》(以下简称草案三稿)。下面笔者结合著作权法修订草案情况来分析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著作权许可难题的化解程度。
3.1坚持利益平衡原则
利益平衡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法治社会立法的方向。现代立法实质是一个利益识别、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及利益表达的交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立法者旨在追求利益平衡［8］。法律是相关利益方相互谈判和协商、相互让步和妥协达成一致并使相互权利义务制度化、规范化的结果，是利益平衡的产物。著作权法就是一部关于著作权利益平衡的法律，其调节利益平衡的机制是通过设定著作权人和公众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的。随着高新技术发展，传统图书馆版权利益平衡机制无可奈何地在数字空间下被打破，因为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作品创作、传播和利用的本来面貌，促使信息创造者、信息传播者和信息利用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网络的迅捷性、互动性、超时空性和整合性，数字化作品下载和复制成本非常低，不仅传播速度更快，而且传播范围更广，社会公众超出合理使用范围非法利用作品的情形大规模增加，于是为更好保护著作权人利益，著作权法规不断扩张，以弥补新技术带给版权人的实质性利益损失，如新设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却没有完善的权利限制措施，以致图书馆和社会公众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由此导致著作权利益冲突或失衡［9］。2012年启动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就是为了重塑著作权利益平衡，在增加著作权保护条款的同时，相应拓展著作权法的权利限制条款，以适应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背景下著作权利益分享与协调的新要求和本土文化事业与产业迅猛发展对著作权利用新保障机制的新呼唤［10］。
3.2完善集体管理组织
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可分为自愿性集体管理、延伸性集体管理和强制性集体管理。我国现行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就属于自愿性集体管理，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名义进行的管理活动。延伸性集体管理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起被北欧国家所采用，是指当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表足够数量的权利人，并与之就利用作品达成协议代为行使著作权时，这种管理行为可以延伸至该领域内的其他非会员权利人，但是每个权利人可以以书面禁令的方式来阻止其作品遭到延伸性管理而产生的复制行为［11］。强制性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无论是会员或者非会员，只能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行使相关权利，如果权利人不接受集体管理，视为放弃该权利。该模式以德、法为代表。显然，完善集体管理组织是一种解决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所面临的资源著作权海量授权问题的核心方式，学术界对此主要提出了3点建议:①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集体管理制度，改自愿性管理为延伸性管理或强制性管理。②建立统一著作权权利信息查询平台，开发版权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我国版权集体管理的数字化。③破除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性，引入市场竞争者，提高授权效率。草案一稿第60条、70条制定了有关延伸性集体管理规定，但由于社会反响强烈，该条款被指责为“被代表”、“被另行规定”［12］，甚至有学者建议本次修改应暂缓设置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等将来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运行机制相对完善后再作考虑［13］。到草案二稿，第60、70条虽然依旧规定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不过相比一稿明确了适用范围，即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和自助点歌。再到草案三稿，则只规定了自助点播这一种著作权集体管理延伸范围。这充分说明目前我国社会公众由于对原来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垄断性、授权效率的低下以及报酬获取的不公正的认识，极大影响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在我国的推动。因此，我们应顺应网络时代著作权利用的去中间化趋势，重构集体管理制度的角色即从交易参与者变为市场服务者［14］，确立集体管理组织竞争性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更多的私人机构参与竞争，以打破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性，推动建立跨类型作品服务平台，以提高集体管理组织的授权效率。只有这样我国才有社会基础，才有可能在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中借鉴丹麦等国著作权法有关延伸性集体许可适用于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以及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等领域规定，以更好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3.3优化合理使用制度
作为著作权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平衡器，合理使用制度已成为各国著作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合理使用适用范围的界定始终与传播技术的发展相纠结。全球基于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各不相同，主要有3种:①因素主义模式。以美国为代表，提出了四要素，即使用的目的和性质、作品的性质、部分使用的数量和实质性、使用对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该模式具有灵活性和概括性的优点，但也有易造成司法实践混乱的不足。②规则主义模式。以英国、德国、法国、中国为代表，如德国著作权法以列举的形式详细规定了如临时复制、政府部门为公务而进行的复制等11种著作权合理使用行为，该模式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但易造成立法的滞后。③综合模式。以国际公约如《伯尔尼公约》和《TＲIPs协议》等为代表的抽象概括加具体列举综合模式。我国现行著作权法采取的是规则主义模式，属于封闭性立法，缺少对合理性作统一判断的原则性标准，严格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同时法律规定的具体合理使用情形又过于严格，这自然非常不利于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因此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专家们建议，一方面我国应主动吸收因素主义模式所具有的优点，以利益平衡为总体原则，采用原则、要素、规则三者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另一方面要完善具体的合理使用条款，解决公益性机构收集、保存、使用、传播受著作权保护作品的合理使用豁免等问题［15］。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借鉴了国际条约的综合模式，将三步检验法加入合理使用条款之中作为判定要件，同时明确规定了计算机程序的合理使用情形。不过草案一稿和二稿有关三步检验法立法技术略有不同。草案一稿以单独条款的形式在第39条规定了三步检验法，合理使用的客体是已经发表的作品，这就与第40条所规定的合理使用客体既有已经发表的作品又有作品相冲突，因此草案二稿、三稿修改为:第42条第1款列举了合理使用的12种类型，并增加第13项合理使用的开放式规定或兜底条款———其他情形，在第2款则规定了三步检验法———以前款规定的方式使用作品，不得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著名知识产权法学者吴汉东对此修改评价到:“草案在列举式立法的基础上，加入了抽象的判断要件，使司法上对著作权法所列举的行为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10］同时，从合理使用具体列举条款的修订情形来看，图书馆界等公共文化机构学者所提的大部分提议并未被采纳，如馆藏复制与网络传播豁免、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豁免、网络资源链接豁免等［15］，这些豁免权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一方面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和服务过程中，应采取适当的服务模式、合理的用户控制和谨慎的资源控制，结合三步检验法来判定自身行为是否是合理使用，从而扩展合理使用的范围空间;另一方面继续关注后续的修订进程，积极反映图书馆界的诉求，即便在著作权法层面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取得合理使用范围突破难度很大，但如果能在未来关于其他情形司法解释中，能够包括适用于图书馆的新的合理使用类型，那么对社会公众来说是一件幸事［16］。
3.4扩充法定许可内涵
法定许可是在法定范围内自由利用作品，但必须支付法定费用的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弱化权利排他性的方式降低作品利用的交易成本［17］，以鼓励和促进对作品的利用和传播，平衡协调著作权个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关系。前已述及，虽然我国相关法规规定了七种法定许可情形，但类型还是过少，因此很多学者指出图书馆等公益性机构所享有的法定许可权利范围过于狭窄，社会公众基本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为此建议:一是变“准法定许可”为“法定许可”，取消著作权人排除法定许可适用的权利，即去掉现有规定中“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的前提条件;二是进一步扩大法定许可适用范围，赋予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建设(包含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法定许可权，即建设公益性数字图书馆使用著作权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如果收到著作权人对其作品通过数字图书馆上网使用的异议，则应立即停止该作品网上的传播［18］。然而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过程中，一些专家建议取消法定许可制度，因为根据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20多年的实践来看，权利人的报酬权并不能得到有效保证，法律规定形同虚设。不过立法者认为，该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其失败的原因在于付酬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的缺失，因此，一方面，草案一稿着重从这两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增加了关于法定许可必须事先备案、及时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付酬和指明来源等义务的规定，如使用者不及时履行上述义务，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课以行政处罚;另一方面，草案一稿取消了法定许可制度中声明不得使用的例外(报刊专有声明除外)，教科书法定许可增加了图形作品，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增加了专有出版声明，录音法定许可调整为合法录音制品出版后3个月，将广电播放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并入广电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19］。很显然，法定许可类型并未扩张，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建设法定许可权并未纳入修订条款，即便是这样，上述修改草案一稿的意在完善法定许可制度的第46条和48条还是引起了音乐界的广泛质疑［20］。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定许可制度虽然具有授权效率高、交易成本低的优势，但也有定价效率低、法定交易条件僵化、不利于作品价值最大发挥的固有弊端］，著作权人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证;另一方面更是由于音乐产业因网络盗版已遭受重大打击，而长期存在的法定许可制度并未给权利人带来实质性收益，由此带来的是音乐产业对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极其不信任和激烈反对。后来在草案二稿、三稿中，删除了录音法定许可。由上可知，目前社会环境下，从著作权法律层面上设立公益性数字图书馆法定许可权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对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机构来说，一方面是继续呼吁社会对社会公众利益的重视和关注，另一方面是认真探讨研究法定许可制度的完善，为今后著作权法律的再次修订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3.5限制技术保护措施
技术保护措施是著作权人为应对数字时代著作权保护危机而引入著作权制度的，在保护著作权人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法律性质上看，它是一种著作权保护的私力救济手段;从保护方法来看，它是一种控制终端用户行为的著作权保护方式。技术保护措施的应用在部分解决数字时代著作权保护困境的同时却对著作权制度产生很多不利影响，不仅破坏了著作权立法长久以来形成的利益平衡理念，也造成了数字环境下信息传播路径的人为分割，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创新能力［22］。因此法律应坚持技术中立原则，在给予著作权技术措施保护的同时，规定一定的技术措施例外条款，以达成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对技术措施的限制性措施涉及图书馆和文化机构、临时录制、社会机构的广播、教育和研究、残疾人、公共安全以及立法程序等方面。而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确立的对技术措施的限制则包括非营利机构、政府部门公务活动、反向工程、加密研究、安全测试以及个人隐私保护等6项内容。此外，澳大利亚在《数字议程法》中规定了禁止破坏技术措施的例外，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反编译、安全测试和图书馆复制等。与国外相比，我国在技术措施规避例外的立法规定十分薄弱，而专门适用于图书馆或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技术措施规避例外更是相当模糊，甚至缺失。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没有规定技术措施的规避例外，《条例》规定了适用于信息网络的4种技术措施规避例外情形。目前启动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单设一章“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并将《条例》中关于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内容扩张至非网络环境下，规定相关方的义务以及限制与例外，并增加一条技术措施规避例外情形:“进行加密研究或者计算机程序反向工程研究”。由此可见，新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在限制技术保护措施方面对社会公众的利益关注远远不够，并未借鉴国外经验，确立图书馆等非营利机构作为适用技术措施规避的主体，显然，这将会严重影响到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长期保存，因此图书馆界一方面要加强图书馆可适用的技术措施规避例工业经济期刊外研究，多渠道反映公共文化机构对技术措施规避例外的诉求，另一方面也要知晓资源提供商所在国现行著作权法律以及协议双方所在国共同参与的国际性著作权协议、多边协议和双边协议的例外规定，最大限度地为公共文化机构享有技术措施规避例外寻求法律依据。
作者：吴高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