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政治文明的显著进步，作为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性问题，“公共领域”逐渐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凸显出来，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由于学术界对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市民社会的话语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它从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题研究，因而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天津师范大学杨仁忠教授撰著的《公共领域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一书，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独立出来，进行了政治哲学的专题探讨，完成了这项具有开拓意义的理论成果，推进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理论研究。这一学术成果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创新意义。
第一，该书是一本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理论话语中独立出来进行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专著。
现代公共领域是伴随着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并壮大起来的。西方思想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但他们都是仅仅探讨了这部分社会空间的某些部分，而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最早从哲学上关注这一问题的是康德，他在对启蒙问题的思考过程中探讨了公共性问题，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公共领域”概念。阿伦特最早明确提出了“公共领域”，但她仅是在复兴古典共和主义意义上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政治学的研究。哈贝马斯是系统研究公共领域问题的第一人，但他的研究或者局限于某个层面、某个领域，或者局限于市民社会的话语之内，而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话语进行研究。可以说，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中探讨公共领域问题的，公共领域只是依附于“市民社会”的一个子概念、子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论域和理论话语。这不仅影响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也减损了它的学术价值，致使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通约性的哲学定位。《公共领域论》一书的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公共领域的古典传统、近现代生成、现代理论发展、理论特征、运行机制、宪政民主功能以及中国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该书对公共领域进行了社会史的考察，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机制分析，对公共领域概念行了政治哲学界定，同时还在东西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了公共领域及其理论的宪政民主功能和时代价值。这种研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公共领域理论体系，其全面性和系统性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是目前国内学术界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理论成果。
第二，该书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了社会史与观念史的系统梳理和研究。作者探讨了公共领域的古典传统、中世纪演变和近现代历史生成，全面分析了公共领域的不同历史形态及其形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现代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作者认为，公共领域虽然是一个现代话题，但其历史源头却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公共空间构成了古典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形态，城邦制度及公民行为构成了古典公共领域的社会性形态，以宪政理性为基本内容的城邦精神构成了古典公共领域的观念性形态，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形成了公共领域的古典传统。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没有形成像古代希腊罗马社会那样的古典公共领域，也不存在像后来以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社会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中世纪的封建庄园制度、政教二元结构和多元文明形态的社会特征却孕育了一种具有展示性特征的公共领域，并成为古典公共领域与现代公共领域的联结桥梁。现代公共领域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产物，它与古典公共领域和中世纪公共领域既有着历史继承关系，又有着原则的不同，它是一个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处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并对二者进行调节的社会文化交往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孕育于西欧中世纪后期，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自身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公共领域及其观念生成的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是公共领域的社会组织基础，而现代民主政治则是公共领域及其观念生成与发展的政治前提。该书对公共领域这种专门史的研究，大大拓展了公共领域理论的学科范围，深化了其理论内容。
第三，该书对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描述性意蕴、分析性意蕴和价值性意蕴的探讨，确定了一个能够自圆其说并具有哲学通约性的“公共领域”定义。作者认为，“公共领域指的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国家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１］。
这表明，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政治权力领域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并独立于政治国家又依托于现代市民社会的社会文化交往领域。它既不同于国家政治权力领域，也不同于经济交往领域，同时也与市民社会不同，而是有其特定本质的社会存在和理念形态。它占据的是一个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空间。这种政治哲学的界定，祛除了繁多的“领域壁垒”和复杂的历史演变对公共领域概念的遮蔽而还其以普适性的本质，因而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
第四，该书提供了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公共领域理论的解释范式，并通过公共领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关联性研究，不仅拓宽了公共领域理论的研究空间，而且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探讨。国内学术界大多是在西方社会话语下研究公共领域问题的，对公共领域话语的中国适应性研究不够，对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出发研究这一问题也很欠缺。该书没有回避这一问题，而是从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把公共领域问题的理论研究与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起来，探讨了公共领域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认为，公共领域虽然是一个西方社会的话语，但它对于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正在培育市民社会的当代中国来说，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分离倾向开始出现，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一个既独立于政府部门又跨越私人领域藩篱的社会公共空间正在逐渐形成，并开始发挥其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着全面的制度、体制和观念创新的多重任务，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和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国家权力机关和正式的制度性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那样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也将是巨大的。因而，需要在国家的制度性安排之外，引入和加强非制度性的社会力量。这个既不同于国家行政权力系统，又不同于个人和经济系统的非制度性和非强制性的中间结构，就是公共领域。因此，公共领域话语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作者这种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过程中公共领域的形成、发展及其重要意义的关注和探讨，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也为探讨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哲学问题拓展了新的理论空间。
总之，杨仁忠教授的《公共领域论》一书把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一部质量较高的学术著作。当然，对于公共领域这个当今社会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性重大理论问题，一本专著是不可能穷尽其中所有问题的。在有些方面，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公共领域理论的文本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可以说尚属破题之见，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例如，以公共领域论来考察中国社会就显得不够。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及其社会思想中究竟有无公共领域因素及其概念因素的存在呢？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中就毫无公共性可言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领域形成的具体表现怎样？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怎样的地位？特别是，在比较充分地考察了中国社会之后，公共领域概念的界定是否会有所改变呢？我没有研究过公共领域问题，在读了《公共领域论》一书后深受启发，我想除了该书所作出的几项积极理论贡献之外，该书的主要价值正在于为今后这方面的研究指明了路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烟草经济论文，希望作者能够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所进展，为学界贡献出更多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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