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逐步得到加强和完善。当前，科技创新体系从体系转型、创新机能和创新成效三个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科技创新体系；历程；基本现状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这个概念，由英国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在1987年首先提出。他指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由公私部门各机构组成的网络，在各机构的活动与相互作用下，各种新技术得以促成、引进、修改和扩散。可以看出，弗里曼主张的国家科技创新系统概念，重点关注国家制度、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于一个国家创新实绩的影响。1990年，波特发表了《国家竞争优势》，认为为国内企业创造良好的、有利创新的环境应该作为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数年后，国内也展开了有关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研究大多是从科学技术体制的变革入手来理解国家创新体系的，认为国家创新体系主体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与支撑服务等四个要素以及四者相互之间的作用构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明确指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1]该文件对科技创新体系的界定内在地包含了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的主体要素，技术、资金、人才等创新的资源要素和法律、政策、文化等创新的环境要素。不同国家、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概念，但都一致主张这一体系是：“为推动国家创新活动的发展，使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取得更好的绩效，在国家的层面上为创新活动的各个主体所做的制度安排和主体的相互作用。它是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以创新作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在一系列共同的社会经济目标下的相互作用系统。”[2]由此，建设和发展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渐进的探索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科技创新体系必然要在深化认识中走向完善，发挥孕育激发创新的功能。
一、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降，科技创新体系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步得到加强和完善。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政府主导模式”（其特征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由政府直接控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按照功能和行政隶属关系严格分工；创新动机源于政府所认为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国防安全需要；创新决策由各级政府制定；政府是资源投入主体，资源严格按计划配置；创新的执行者或组织者进行科技创新是为了完成政府任务，其利益不直接取决于他们所实现的创新成果，同时也不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和损失）是本时期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典型特征。便于在短时间内有计划、高效率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重大科技创新活动。“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就是一个例证。但是，这种模式同时存在着内在的难以克服的弊病：企业管理者缺乏创新需求和动力，创新主体与创新的利益和风险不直接相关；科技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无法保证。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年）。“复合模式”是本时期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突出特点，即将竞争方式和手段逐步引入传统的计划体系（科研院所开始实行对外“有偿合同（契约）制度”的科技服务，对内则实行课题承包制的科技体制改革，发展成新型的科研生产经营实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使科研院所活力显著增强，科研成果商业化产业化进程加快。与此同时，市场对企业的调节能力增强，国有企业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乡镇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迅速崛起，高科技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蓬勃发展。此外，政府尝试采用行政手段和市场竞争相结合的办法，通过实施“863计划”“星火计划”等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科研成果的扩散）。计划与市场复合的模式有利于发挥竞争拉动创新的作用，促进了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功能的完善。然而，即便如此，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例如，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未能确立；政府抓科技促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强；科研院所进入企业，人才的合理分流，资金投入的企业主体化等还需要探索。第三阶段，自1992年以来的二十多年。本时期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重心开始从纯粹科技领域内部的结构调整转向注重科技与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注重强化企业创新功能；创新体系中中介机构等新组织的出现，加快了创新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进程；“初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和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3]
二、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基本现状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各方面发展更加完善，孕育创新的作用更加凸显，取得的创新成果更加显著，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创新体系历经深度转型
1.政府职能转变。长期以来，政府都以科研活动组织者、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管理者、科技资源配置者的身份，在科技创新活动中起主导作用。政府规划是传统科技创新体系发挥作用的关键，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是科技创新活动的真正主体，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单位，几乎没有研发活动，生产所需的大量技术都通过引进取得。改革开放后，科研机构自主权增大，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创新作用大大增强，政府虽然仍然发起、组织和推广技术创新，但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建立技术创新支撑服务体系上，同时，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推动技术创新。推进政府职能由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是当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项关键举措。2.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地位转变。不仅政府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产、学、研等科技创新参与主体的地位也发生了深刻转变。企业不再是生产车间，而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成员。自1999年以来，企业就取代科研机构成为最主要的研发投入主体。“2014年，我国企业支出研发经费10060.6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增速分别比政府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高2.8个和6.1个百分点。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研发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7.3%、14.8%和6.9%。”[4]大学既传承教书育人的传统，为科技创新培养和输送人才，又与科研院所一起承担着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的任务，同时又加强了与企业的产学合作。科研院所也不再单纯生产基础知识，而是更加注重提供应用知识和产品开发，改变了至改革开放初期以前“教育归高校、研究归科研院所、生产归企业”的苏联式分工模式。3.不同科技创新主体间互动增强。自改革开放以来，高等院校已申请了超过1/3的国内专利，由纯粹的教学单位转变为科技研发与创新主体之一。高等院校积极建立与企业间的联系，探索多样化的产—学互动关系，形成一些新型产-学合作模式与成果。例如，高等院校通过“建立产—学联合研究中心”“参与企业技术创新与改革”等方式，发挥自身力量帮助科技产业促成“量”与“质”的双重转变，并借助政府扶持措施，开展企业间的科技信息重组与交流。企业对科技研发的部署也更加重视，把与高等院校间的研发合作作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将高等院校作为企业研发外包合作伙伴。从高等院校的角度来看，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它们从事科技研发活动的资金来源。4.各类创新平台不断完善。国家高新区汇聚各类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发挥了科技创新平台载体功能。截至2013年底，累计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41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93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65家，搭建了较为完善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其中，孵化器897家，生产力促进中心234家，技术转移机构562家，国家大学科技园44家，具有国家资质的产品检验检测机构482家，形成了741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关村、张江、东湖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专利申请、国际合作、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成效显著。逐渐形成金融、财政税收等多层次创新资助体系。技术创新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科技企业孵化器为代表，也正在逐步形成。技术市场不断完善，技术交易内容与形式不断丰富，涵盖科技成果转让、科技中介服务和科技咨询以及技术承包、技术培训等，还出现了技术入股等新形式。
（二）创新体系功能相对完备
1.资金支援功能。近年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呈不断上升趋势，科技经费投入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1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为13015.6亿元，比上年增加1169亿元，增长9.9%。”[4]其中，基础研究经费613.5亿元，应用研究经费1398.5亿元，试验发展经费11003.6亿元。相比上年，三类活动投入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增幅达到10%左右，从而保持了我国研发投入结构的基本稳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05%（研发经费与GDP的比值），发达国家是3%~4%，虽然还有差距，但整体呈逐年提高的态势。总的来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基本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阶段特征，但研发投入的效益尚需进一步提升。这就要求建立完善相关政策体系，激发并引导市场主体、科研院所、高校等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并注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人才支撑功能。总体上看，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近年来持续稳步壮大，人才规模达到世界领先，其中，科技人才储备总量也位居世界第一。2014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保持稳定增长，总量达到7512万人，居世界首位。无论是按人头数还是按全时当量计，我国投入研发活动的人力规模都已经成为全球最高的国家。按人头数统计，2014年我国R&D人员总数为535.1万人；其中，博士31.7万人，硕士69.9万人，本科毕业生142.9万人，分别占总数的5.9%、13.1%和26.7%。按全时当量统计，2014年我国R&D人员总量为371.1万人年，比上年增幅为5%。R&D研究人员总量为152.4万人年，比上年增幅为2.7%。我国研发人力投入强度近几年增长显著。2014年我国每万名就业人员的R&D人员数达到48人年/万人，完成并超过“十二五”科技规划目标（43人年/万人）。此外，从改革开放以来至2013年底，各类型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升至305.86万人，其中，学成回国人数达到144.48万人，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3.技术中介功能。伴随着经济深度转型，政府的角色正在由产业发展的规划者和主导者逐渐转变为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协助者。政府角色的转变，从根本上决定了技术中介服务应运而生。技术中介服务机构既可以为各创新机构之间的知识交换搭建平台，也可以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所以，加强技术中介服务，将能极大改善创新活动，提高创新效率。我国技术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有三类：“对科技成果做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工程化、中试和设计等方面的服务，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等；为解决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提供信息与解决办法的各种咨询服务，如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咨询公司等；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场所、设备等硬件的服务，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孵化器等。”[3]总体来看，近年来这些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比较迅速，但服务模式不够明确、服务功能比较单一等问题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这类机构的整体发展水平。4.研发执行功能。在我国，研发执行机构通常涵盖政府研究机构（即科研院所，含国防研究机构）、大学、企业（国有、民营）、跨国公司等。科研院所是计划经济时代创新活动的主要资助与执行单位。然而，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同时公共财政负担也过于沉重，政府大幅裁减科研院所并进行结构调整。尽管近年来科研院所的研发经费支出一直在不断增长，但在全国研发经费支出中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伴随着企业改革的步伐，中小企业不但成为技术成果的使用者，也成为新的研发与创新主体。跨国公司利用其技术优势，在我国建立了数百家研发实验室，成为我国重要的研发主体。大学一直都是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依托，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基础研究人员，其技术转移能力有了较大提升。5.创业促进功能。20世纪末，创业投资热潮在国内兴起，创业投资公司竞相成立，来自跨国公司的产业资本也纷纷进入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在这个大背景下，1999年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通过无偿资助、贴息等多种方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活动。设立多家创业服务中心，提供各种有效服务，推广创新活动。同时，注重完善税收、金融、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制度，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在当前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科技创新体系的创业促进技能将进一步强化。
（三）创新体系运行成效显著
1.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果。近年来，基础研究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取得了铁基高温超导、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中微子振荡、干细胞等重大创新成果。战略高技术持续突破，涌现出载人航天、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对地观测卫星、北斗导航、杂交水稻等重大成就。综合分析，我国已成为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大国。从总体上看，我国在主要科技领域和方向上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目标，已进入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2.科技支撑作用日益增强。近年来，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显著提高，科技进步贡献利率提高到2015年的55.3%。从产业看，以互联网、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高速铁路、水电装备、特高压输变电、核电等重大技术装备正在成为出口生力军，电子商务和信息消费的多样化个性化成为社会消费的新亮点。从区域看，一批创新驱动起步早、转型快的省市，经济发展率先出现向好态势；各类改革试验区域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正在加快形成转型发展新高地；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大力推进创新创业，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策源地。3.创新能力呈现新的变化。一是与国际先进水平比，从21世纪初几乎处于全面跟踪阶段，发展成为领跑、并跑、跟跑并存新格局，越来越具备弯道超车的基础和条件。二是我国在全球创新中占据新的位势，从过去顺势应变到主动布局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三是科技实力与经济实力越来越同频共振，两者融合日益深入，形成我国产业发展特有的优势与潜力。
参考文献：
[1]许，李涛.高校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J].中国高校科技，2012，(7)：28.
[2]于同申.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76-177.
[3]李俊江，李政.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历程与成就[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11)：127-129.
[4]唐婷.2014年我国研发投入总量1.3万亿元[N].科技日报，2015-11-24.
作者：杨艳 单位：装备学院基础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