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南大环境与旱作农业技术的选择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讲，晋南地处黄土高原东南端，土壤类型属于黄土。著名历史学者何炳棣先生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中提到，“我国远古文化的核心区或摇篮区是黄土高原的中南和东南部，即今日的陕西渭河流域，山西汾河流域和河南的西部。”［1］11晋南地区的黄土为中国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环境依托。此外，晋南地区拥有丰富的水文条件，该区域之内，有被称为山西母亲河的汾河以及涑水河、浍河等多条河流流经，还有五姓湖等为数甚多的古湖泊存在。这些都为晋南地区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而且，地质作用和河流侵蚀、堆积作用下形成的黄土台地，地势平坦，也为农业生产的开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条件。根据对陶寺遗址出土的孢粉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晋南地区当时的植被应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而且，并未见到典型的亚热带科属的植物孢粉。［2］而对陶寺遗址出土的植硅石进行分析的结果也表明，陶寺遗址所处的时代，当地气候温暖偏湿，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3］与孢粉分析的结果趋于一致。此外，对陶寺遗址出土的木炭进行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果，陶寺文化时期的晋南地区，气候属于暖温带气候。［4］与现今晋南地区的气候相比，唐虞早夏时期的晋南地区，气候要更为暖湿。然而，黄土土质疏松，并不具有很好的蓄水性能，这一特性，使得其对于旱作农业的发展有着更好的优势。粟作为旱作农作物，生长习性正好可以适应晋南地区唐虞早夏时期的大环境。首先，“粟具有较高的抗旱能力，尤其幼苗期耐旱性更强”［5］72，晋南地区的季风性气候，使得该地区降雨的时间分布并不均匀，粟类作物幼苗期极强的耐旱性便可以使其度过一年中最缺少水分的时间，也可以弥补黄土蓄水性能不佳的缺陷。其次，“粟是喜温作物，要求在较高温度下进行生长发育。”［5］78晋南地区在唐虞早夏时期较为暖湿的气候也为粟作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三，“粟是喜光作物，在光照比较强时，形成干物质多，植株生长健壮，产量高。”［5］83而晋南地区正好是一个日照时间长，光热资源丰富的地区，这一点，也为粟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最后，“最适宜(种植粟)的土壤则是壤土、砂质壤土或粘质壤土。”［5］102晋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东南部边缘，区内土壤以黄土为主，是一种砂质壤土，因而，也是粟作农业发展的一项有利条件。由此可见，晋南地区从大的自然环境背景来讲，是粟作农业发展的理想地域，事实也正是如此。参考2002年度对陶寺城址进行的浮选调查，在陶寺浮选样品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炭化植物种子，而其中，粟和黍等旱作谷物的数量占绝对优势，而且，从出土的概率上来讲，粟与黍的比例也占到了绝对优势。［6］这说明，在唐虞早夏时期，晋南地区的农业技术主体，是旱作农业。此外，在晋南地区先于陶寺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展现出较高的旱作农业水平。例如，下川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磨盘，根据卫斯先生的判断:石磨盘在下川文化中的出现，代表了我国黄河流域粟作文化的先声。［7］西阴文化时期，在农业经济上，晋南地区与陕西半坡文化一致，都处于锄耕农业阶段。［8］9而其主要生产的粮食作物也是粟类作物。综上所述，晋南地区从大环境上来讲，经过上万年的农业起源，数千年的农业发展，到唐虞早夏时期，依然适合旱作农业技术的选择与发展。
二、陶唐氏入主晋南与稻作农业技术的选择
参考对陶寺城址2002年的浮选结果所进行的分析，其结果显示，陶寺城址中浮选出的稻谷数量很少，只占到0．3%，出土概率也较低，仅占17%，但是，如果结合时代因素加以考虑的话，问题便不那么简单，浮选样品来自下层贵族居住区的全部属于陶寺早期，来自宫殿核心区的样品属于陶寺中期，而普通居住区的样品则属于陶寺文化晚期。［6］由这一结果，也可以得出以下推论:在陶寺文化早、中期，只有贵族才能够食用稻米，而到了晚期，普通社会成员也会食用。此外，同一分析结果还显示，稻米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递增趋势的，而晚期的增幅尤为显著(见图1)。［6］重要的是，通过对陶寺遗址出土的植硅石进行分析，结果证明，这些浮选出来的碳化稻米是当地出产的。［3］在晋南地区早于陶寺文化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并没有发现稻作农业遗存，说明稻米在晋南地区的出现，应该始于陶寺文化时期。一种全新的农作物在晋南地区突然出现，而且，一出现便首先在贵族阶层获得认同，并在随后的时间里得到极大发展。这并只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在原始社会里，技术的传播当以人口的流动为媒介，因而，这一现象应该暗示着当时有一支外来势力，进入了晋南地区。陶寺文化遗址，被认为是上古帝王尧的帝都。陶寺文化的形成，也应当与陶唐氏的迁徙有很大的关联。《左传•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率彼天常，有此冀方。”司马光所著《稽古录》记载:帝尧“初封于陶，后改为唐，故曰陶唐氏。”《逸周书•史记解》又载:“昔者西夏，性任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而晋南地区素有“夏墟”之称。《左传•定公四年》载:“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些史料说明，陶唐氏并非起源于晋南地区，而是由“陶”迁往晋南，并击败了当地的夏族，迫使夏族迁往别处。而“陶”之所在，根据王守春先生的意见，当在今山东省菏泽市的定陶县境内。［9］定陶县位于黄河以南的鲁西地区，根据前文所叙述，在新石器时代，当已出现稻作农业。陶唐氏入主晋南之后，在政治上属于胜利者，因而在政治地位上，陶唐氏部落中的人民，在当地属于贵族阶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结合在陶寺文化早期，浮选的稻米样本位于下层贵族的居住区，可以认为，稻米在晋南的出现，很有可能是由陶唐氏部落在向晋南地区迁徙的过程中带去的。从大的环境背景和土壤条件而言，晋南地区并不适合大规模地种植水稻。在整个唐虞早夏时期旱作农业也依然是该地区的主导性生业。利用碳十三技术对陶寺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陶寺人百分之七十的食物来源于碳四植物，即小米，而非属于碳三植物的稻米。［10］然而，晋南地区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依山傍水，除去正西方向为黄河之外，其余方向全是崇山峻岭。有著名的吕梁山、太行山，以及中条山为其各个方向上的边界，还有舜王坪、稷王山、塔儿山等小山位于区内。这些因素使得晋南地区在地形上显得极为复杂，拥有多元地貌。从气候分布的角度来讲，晋南地区既有水平分布带来的区域内部差异，又存在垂直差异。通过对陶寺遗址出土的木炭进行分析鉴定，出土有一部分极为少量的典型亚热带及热带树种。［4］这说明，在晋南地区存在一种适宜稻作农业进行的微环境因素。晋南地区有被称为山西母亲河的汾河的下游河段穿过，向西注入黄河，还有涑水河等多条河流以及很多著名的古湖泊存在，水文条件十分优越。加之在陶寺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密度相当集中，深度高达14米左右的水井，［11］说明水的利用在晋南地区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或许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也为水稻种植提供了便利条件。因而，即便在唐虞早夏时期的晋南地区，总体的气候环境与土壤条件并不太适合水稻的大规模种植，也不适合水稻种植技术的自然产生，然而，伴随着史前农业部落的迁徙，以陶唐氏入主晋南为契机，晋南地区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为晋南地区带去了水稻种植技术，然而，从微观区域上来讲，晋南地区多元的地貌条件，也为当地在小区域内出现稻作农业提供了必要的场所。比如，姚政权等通过对陶寺遗址出土的植硅石进行分析，便得出了陶寺遗址中存在南高旱北低湿的微环境差异的结论，而且，还进一步指示出了陶寺遗址中稻田的可能位置。［3］陶唐氏入主晋南使得晋南社会环境发生改变，为晋南地区带来了水稻种植技术。而晋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又为水稻种植技术在该地区的生根成长，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支撑。
三、气候变迁与稻作农业的发展
尽管晋南地区的宏观环境并不适合水稻在该区域内的种植，但是，上文图1中所显示的结果却可以说明，在陶寺文化晚期，即早夏时期，稻米的产量在晋南地区是有所提高的。如果认为在陶寺早期种植水稻的人群是陶唐氏部落中的下层贵族，那么，到陶寺文化中晚期，种植水稻的人群却已不再是陶唐氏部落的人民。根据对陶寺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种系分析，结果显示，陶寺中晚期与陶寺早期的人群，其来源是有所差异的。［12］说明，从陶寺早期到陶寺晚期，水稻种植在晋南地区经历过一个不同农业族群间进行技术交流的过程。简言之，原先不会种植水稻的人，到了早夏时期却开始尝试着去种植水稻。此外，水稻种植的推广，并不是在陶寺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陶寺文化中期，而是在陶寺文化走向相对衰落的晚期，变成了夏文化一个地方类型的时候，才开始得到推广应用。这一点可以证明，晋南地区水稻种植的推广，并不太可能是源于政治上的鼓励，而是源于一种当地人自觉地历史选择。因而，稻作农业在早夏时期的发展，其原因不太可能是源于人事，而应有别的契机。相关研究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以后，气候与环境较前改善，文化遗址的数量猛增;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中国的气候一度恶化，出现史前特大大洪水。［13］确切的来讲，是在距今约4200年前后，一次气候的明显干冷逐渐来临。［14］162而正是这次干冷气候结合地球轨道因素的变化，引起了全新世东亚季风的长期变化，使东亚季风降雨带北撤南移，形成东亚季风区南涝北旱的格局。［15］正是这次异常气候事件的来临，使中国上古时代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水灾害。晋南地区在陶寺文化中期，即尧舜禹时代，并没有遭遇到洪水的袭击，而是充当了治洪大本营的角色。《尚书•尧典》载:帝尧之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又《孟子•滕文公上》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按照徐旭升先生的意见，洪水发生在兖州、豫州东部以及徐州的小部分，像豫西山地以及晋南地区，地貌条件多元，地势又较高，不太会受到洪水的侵袭。［16］但是，在考古学上发现的河南嵩山王城岗遗址中，却清晰的发现了被大水冲毁城墙的迹象。说明洪水的发生，其范围可能波及到了豫西山地。在尧舜时代，洪水并没有波及到晋南地区，相反，晋南是尧舜指导治水的大本营之所在，实际操作治水工程的鲧和禹，其施政地点也并非晋南。而与未受洪水波及的情况相对应的则是，在陶寺文化中期，碳化稻米的样本只在宫殿核心区内有所发现。说明此时水稻种植的农业产出，还仅仅供给王室贵族享受，其产量也并没有多大的提升，即水稻种植并没有于陶寺文化中期的时候在晋南地区得到实质性的推广。然而，晋南地区最终也并没有逃脱洪水灾害的袭击，只是洪水来临的时间稍晚一些、规模较小一些。考古发掘中，同样发现了陶寺遗址遭受洪水袭击的遗存，在山洪堆积物中含有陶寺文化晚期的陶片以及其上覆盖有陶寺晚期陶片的文化层。［17］说明:陶寺遗址的洪水发生于晚期偏早，即早夏时期，而且此次洪水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洪水过后，人们便可以继续在当地生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洪水过后，人们很难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山洪堆积物之上，也就很难再出现陶寺晚期陶片的文化层了。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晋南地区的水稻种植却出现了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因而，洪水的出现与水稻种植在晋南地区的发展，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讲，以晋南地区北部的临汾盆地为例，自中更新世以来，便在经历了三次地质构造抬升运动，形成了五级冲湖积台地或阶地。［18］台地表面平坦，不利于排水，在低洼地带容易形成积水。当洪水来临之际，降雨量有所增加使得原本不适宜稻作农业的山间台地，能够支持水稻生产所需要的水分。而原先的旱作农业，却在这样的条件下无法继续进行。加之水井在当地的出现，可以看出当地先民对水的使用技术已经相当娴熟，足以满足进行水稻种植的水分条件。正是因为史前的异常气候事件，使得晋南地区在进入早夏时期以后，遭受到了洪水的小规模袭击。而洪水的来临，局部性地破坏了旱作农业生产的条件，却阴差阳错地为稻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条件，促使晋南地区的稻作农业在早夏时期有所发展。
四、结语
从大环境上来讲，晋南地区的原始农业技术，诚然是应以选择旱作农业技术为最佳。然而，伴随着外来族群———陶唐氏的迁入，为晋南地区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素与农业技术。上古时期区域间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有赖于农业族群的迁徙来完成，换言之，原始社会里科技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人。此外，晋南地区多元的地貌特征，为稻作农业在该地区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可见多元地貌环境有助于成为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交流与融合的舞台。而且，正是因为稻作农业在晋南地区的出现，使得在面临史前洪水侵袭的时候，晋南地区可以以种植水稻的方式来弥补气候变迁对旱作农业所造成的冲击。由此可以推论，一个地区农业技术的多元发展，不仅可以丰富当地的农业产出，更重要的是，会有助于增强该地区农业经济的抗灾害能力。此外，水稻传入晋南地区，并不是当地先民主动地引进新的农业品种和农业技术的过程。相反都是源于外部的强加，首先是外来势力的进入，紧接着又是全球性气候事件的来临，才迫使晋南地区的先民选择吸收了这种全新的农业品种和耕作技术。那么，在原始社会末期，农业技术的选择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即只有那些切实有用的技术，才会得到先民们的青睐。也正是这种为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所做出的选择，将先民们一步步地从原始社会带到了文明社会。
作者：刘超 郭风平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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