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竞争性均衡下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
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东盟区域开展汇率合作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不适宜直接移植于东盟地区。本文沿用竞争性均衡假设，即认为经济体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并且通过汇率合作削减恶性贬值对福利带来的损失。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因其在东盟各国的不对称经济地位，作为该区域基于竞争性均衡汇率合作的货币锚。利用汇率调整出口竞争力的行为是破坏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分析东盟经济结构上的相互依赖如何促使危机向各国扩散，假设有3个国家的中心—外围模型，3个国家分别以A，B，C表示。每个国家专门进行某种贸易品的生产，只有国内投入用于生产过程。A和B代表外围国家即东盟国家，C代表中心国家。假设A国和B国仅与C国交易，而没有外围国家之间的交易，同时在最初的均衡中，A国与B国和C国的汇率固定。3个国家的效用函数采用Obstfeld和Ｒogoff［11］提出的代理人模型:其中:Ui表示i国效用;Ci表示i国消费量;Yi表示i国实际产出;二次方项表示了与经济活动相联系的劳动量。式(1)表明总消费带来的效用扣减因工作减少闲暇损失效用的差值即为一国效用。即一国产出越多，需要投入的劳动时间越多，这就意味着其丧失闲暇所带来的效用损失越大。模型作以下假设:①A国和B国没有贸易往来，两国都只与C国进行贸易;②各国收支平衡，或者说实际总产出与实际总消费持平;③消费品交换保持货币均衡。通过构建消费量模型、产出模型进而可以推得货币市场均衡、贸易均衡，其中:消费指数的上标表示消费国，下标表示消费产品的提供国，如CCA表示由C国居民消费的A国产品数量;Y为该国的产出;M为各国货币供给存量;P为货物价格;EA和EB表示A、B两国对C国的名义汇率。若处于竞争地位的两经济体，同时钉住第三方(出口国)货币，那么其中某一货币贬值会使得另一货币也处于被动性贬值的情况。随着经济全球化，东盟各国与我国及世界贸易往来不断加强，一个经济体受到打击，其他关联的经济体也必然难以独善其身，不得不选择贬值。
2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实证检验
2．1G-PPP的理论模型
Edwards和Sebastian［12］提出国家i的实际汇率与各影响汇率的经济变量的关系为:q=xi，tβiεi，t其中:xi，t为基本经济变量的向量;βi为系数向量;εi，t为误差项。所谓购买力平价是指在n+1个国家之间，存在n个独立的实际汇率。当所有的经济变量平稳时，实际汇率也是平稳的。Enders和Hurn(1994)定义的平稳性是指当系数β矩阵的秩小于等于n－1时，存在一组实际汇率的线性组合相关。最优货币区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G-PPP成立，从统计角度上必须满足一组国家之间的实际汇率具有协整关系，即具备相关性。根据G-PPP，假设有n个国家组成一个潜在的最优货币区，那么在这n个国家之间的n－1组双边汇率之间存在如下的长期均衡关系(对数公式)。
2．2指标选择和数据说明
本文分别将美国、日本和中国作为基准国，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分危机前、危机后2个时间段，进行各经济体之间以及2个时间段之间的对比分析。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IFS数据，以美元平价的月度平均汇率作为名义汇率，CPI的月度数据作为物价指数。2个时间段均以2010年1月为基期，PPP实证研究需要确定恰当的基年。笔者认为该时期各经济体基本面较为稳定，作为基年更合适。本文将相关数据均统一转换为以2010年1月=100的基期数据。
2．3实证结果分析
2．3．1单位根检验结果
根据前文所述可知:需对汇率进行平稳性检验，Johansen的协整方法是最被接受的。首先采用ADF检验。从表1～3可以看到:所有ADF检验都无法拒绝单位根假设，也就是说所有的实际汇率系列在样本期不是平稳的。同时，全部的ADF值的t统计的绝对值都小于ADF的临界值的绝对值;各组双边实际汇率的观测值都不平稳，宏观经济变量的不平稳可能是主要原因。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运用协整关系检验。
2．3．2协整检验结果
对于协整检验学术界比较认可Johansen的最大似然法。该方法主要是将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相应临界值进行比较。表4～6给出了全时间段、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各经济体以美国、日本和中国为基准的实际汇率的协整检验结果。如果存在协整关系，则表明该地区各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有一定相关性，那么基准国货币就有成为隐形货币锚的可能。迹统计量如果大于临界值，则表明拒绝原假设。表4中，以美国为基准的多国实际汇率协整检验的迹统计量为135．1883，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125．6154，则可以认为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原假设为r=0)，依次进行下去，直到接受原假设。危机前的检验结果显示:以迹统计量判断，有2组实际汇率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而以最大特征值判断，3组实际汇率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危机后的检验结果则表明:以迹统计量判断，有2组实际汇率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2个协整关系，1组实际汇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而以最大特征值判断，3组实际汇率均不存在协整关系。这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各经济体采取了一些相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如稳定的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率等，同时东亚地区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以促进区域内贸易和要素流动。综上可得3个结论:①将美国作为基准国，东盟各经济体之间的实际汇率均存在稳定关系，那么各地区存在着美元为基准的实际汇率名义锚。②不考虑美国时，东盟各经济体之间同样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以日本和中国为基准，检验结果显示仍存在协整关系。不难推断，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东盟各经济体间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任何一国货币都受到其他国货币的影响;同时人民币和日元有作为隐形货币锚的潜质;③根据迹统计量判断显示结果，以中国为基准国的实际汇率仅在危机后存在协整关系。这表明东盟与我国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进一步说明我国货币有成为东盟地区隐性货币锚的可能。下面更进一步探索哪种基准国货币已成为东盟实际“货币锚”，本文将进行实际汇率波动的对比。
2．4实际汇率波动对比
由表6可知:以实际汇率波动标准差作为判断标准，国际金融危机前，我国作为基准国的波动最大，美国次之，最后是日本。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和日本为基准国的实际汇率波动大部分大于危机前，而以我国为基准国的实际汇率波动却有十分明显的下降。这表明:金融危机后，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我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强并存在着竞争性均衡。从实际汇率的趋同性反映出人民币有成为东盟区隐形“货币锚”的潜质。
3结束语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元波动增大而日本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我国人民币在国际上越来越有话语权。同时，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中国也成为东盟各国经济依赖体，因此人民币汇率是否稳定对该区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对东盟各经济体货币与人民币、美元和日元的购买力平价趋同程度进行分析，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看东盟各国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有极强的相关性。危机前各经济体(除日本)名义汇率呈现钉住美元的特征，危机后与人民币的稳定性加强，甚至超过与美元的稳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民币对该区域货币的影响力已经明确，人民币完全有可能成为该区域内的隐形“货币锚”。对于东盟各经济体而言，由于竞争性均衡的存在使其货币与“货币锚”维持稳定，从而避免由于竞争性贬值导致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通过贸易渠道传播。
作者：王颖 李甲稳 单位：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