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容内涵及其文化底蕴
“包容”，体现的是多党合作文化的品质特征，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多党合作理论和实践中的鲜明体现。“包容”理念是与“同心”理念相联系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体现了多党合作制度对立统一的鲜明特点。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同心”体现的是一致性，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这一政治力量联合体根本利益和目标方向上的一致性和趋同性“；包容”体现的是多样性，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这一政治力量联合体构成和特色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没有“同心”，就谈不上“包容”；没有“包容”，就难以达到“同心”。坚持包容理念就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尊重多样、和而不同、和谐并存。包容需要胸怀，包容需要气度，包容需要智慧。这也是中华文化“厚德载物”、“和而不同”思想的体现。《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兼容并包，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精神境界的高度、宽度和厚度，是中华文化的诱人魅力，为历代先贤和华夏儿女所崇尚和向往。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共同创建多党合作制度，就是包容气度和品格的体现。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坚持“和而不同”思想，就是对世间万物多样性和一致性特征的尊重，就是坚持和而不同、和谐并存，这是古代思想家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最好理解和运用。要做到“和而不同”，一是要有独立见解，坚持己见；二是尊重别人，求同存异；三是要通过协商方式，增进共识，求得双赢。对于我们的多党合作来说“，和而不同”就是讲究包容，就是要秉持体谅包容的高雅气度，秉持互相尊重的宽广胸怀，秉持和衷共济的文化品格，在协商中献智慧，在合作中见真诚。我们知道，虽然各民主党派在建立新中国的大目标上与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各民主党派的构成不同、阶级不同、背景不同，在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认同多党合作制度的过程中走过的道路也不相同。比如在抗战胜利后，在决定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关键时刻，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曾提出过“中间路线”，也就是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甚至在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稍后的1948年6月，还有一些从事“和平运动”的民主人士撰文希望走以国民党为主体的道路，希望靠中国国民党的复兴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胸怀和政治智慧，充分信任各民主党派，真诚团结他们一道筹建新中国。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真诚，也体现了博大的胸怀和包容的气度。正是有了这种真诚和包容，才有了从西柏坡开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成功实践。
二、协商内涵及其文化底蕴
“协商”，是西柏坡多党合作文化的生命力，是多党合作文化内涵的关键内容。十八大报告对协商民主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协商民主制度与多党合作制度相伴而生，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制度也是从西柏坡走来的。民主是多党合作文化不可或缺的思想内涵，而民主协商、政治协商是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载体和重要环节。民主政治最主要的两种方式就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前者是一种刚性的民主形式，后者则体现柔性的一面。而选举民主在西方大行其道，协商民主却在中国获得成功，充分反映了东西方政治的不同文化背景。多党合作文化实际上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的一种弘扬。西方政治文化的特点是制衡、分权，中华政治文化的精髓是集中、统一。中国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在于“多元一体”的文化观，这又与中华文化的“中和”思想一脉相承。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讲的都是中和思想、中庸思想。“中和”是说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都应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以达到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中和思想、中庸思想要求执政者“执其二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强调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实现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群体和谐的价值目标。从西柏坡肇始的多党合作文化正是中和思想、中庸思想在当代政治制度上的一种扬弃和发展。诚如中国致公党原主席罗豪才所说“：我国的政党制度，在执政党与参政党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一致这个大前提下，强调合作共事、民主协商，倡导求同存异、体谅包容，这恰恰体现了和合文化传统的精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之所以在中华大地产生、存在并不断发展完善，正因为这里有它的文化根基，有适应它生长的土壤。”协商民主在西柏坡时期诞生并取得了成功。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律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是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确定的，而它的雏形却是在西柏坡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都是在西柏坡时，经过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反复酝酿制定的。1948年4月18日，周恩来起草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中央统战部起草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组织条例（草案）》，然后周恩来、李维汉到平山县李家庄与党外人士周建人、符定一等商谈，后又送李济深、何香凝、马叙伦、陈其尤等征求意见，最后于1948年11月25日形成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组织审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等多份文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协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这些都成为协商民主的典范。
三、共赢内涵及其文化底蕴
“共赢”，是多党合作文化的精髓，是多党合作文化内涵的重要内容，反映的是多党合作的目标取向。共赢是市场营销学的概念，是市场营销的思维方式，是双赢思维的扩展和延伸。在市场营销学中，双赢强调的是双方的利益兼顾，即所谓的“赢者不全赢，输者不全输”。在双赢基础上衍生出的共赢概念，则要求在处理双边或多边关系时，通过“1＋1＞2”的机制，使各方都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使多数人都得到好处。多党合作文化以共赢为价值理念，虽然借用的是经济学的概念，却是被多党合作制度长期实践所证明必须遵循的价值理念。共赢体现多党合作的目标取向，是实现统一战线作用和优势最大化的重要保证，是统一战线主题的具体体现。共赢理念在多党合作中的体现，说到底就是承认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利益与各个成员具体利益的兼顾和协调，就是尊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利益实现。这其实是中华文化人本主义精神在当代民主政治中的一种体现。在中华文化中“以人为本”思想悠久而深远，是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观念。孔子等古代思想家特别重视在天人关系中凸显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以人为重，以人为本。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何谓“仁”，孔子简单地概括为“仁者爱人”。孟子则说：“仁者，人也。”《荀子•王制》曰：“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孝经》记载“：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人本观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处处可见。这种“人本位”“、民本位”思想观念体现了浓厚的人文关怀和人文尊重。以人为本就要尊重对方的价值，尊重对方的价值实现，实际上也就是尊重每一个社会人的价值包括利益的共赢。多党合作文化正是“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相互依存、相互依托，在相互尊重对方的利益中实现共同的根本利益，从而实现了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共赢。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照顾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利益上可以说实现了最大化，达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利益、价值的共赢，从而使中国的各种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为建立能实现利益共赢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多党合作的问题毛泽东就特别强调，要使党外人士“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在“进京赶考”途中，毛泽东特意交代周恩来，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要“用大位置好好安置”。事实上也是这样，在新政协会议选出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机构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社会各界人士团结合作的态度和诚心，在践行多党合作文化的共赢理念上创造了至今都让人赞叹的辉煌。在开国时期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上，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56名委员中，党外人士有28名；6名副主席中，党外人士有3名；政务院4名副总理，党外人士有2名；政务院15名委员中，党外人士有9名；32个部级单位，正职负责人中党外人士有13名。真正做到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就是多党合作文计算机期刊化共赢价值内涵的最好体现。
作者：赵秀忠 单位：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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