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尽管制度尚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新农保短期内就取得了较大成效。已有研究分析了新农保制度的实施效果，新农保强化了农村老年人经济的独立性，降低了养老对子女的依赖性，提高了独居的可能性(程令国等，2013)，新农保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有挤出效应，减轻了子女的养老负担(陈华帅和曾毅，2013)。农民对新农保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是考察制度实施效果主观层面的重要指标。2014年上半年，我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演化为农居保。深入研究农民对农居保制度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对发现制度运行中的问题，优化制度，推进制度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有文献分析了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经办服务质量等制度实施特征对农居保满意度的影响(李放，黄阳涛，2011;李放等，2010;董丽，2013;柳清瑞，闫琳琳，2012;肖云，刘培森，2011)，也有研究分析了农民个体主客观因素对农居保忠诚度的影响(吴玉锋和周明，2014)。已有研究多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定量分析，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也缺乏将满意度和忠诚度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运用对1042个参保农民的调查数据，从信任视角实证分析农民对农居保制度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以期对政府有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农居保制度有效推行提供政策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农民对农居保的满意度是农民参保后对农居保待遇、管理及服务水平的评价及情感倾向，是农民忠诚度的重要前变量。农民满意与否是期望与认知比较的结果，当农民参保前的期望大于参保后的认知时，就会产生抱怨情绪，满意度较低;反之，当期望小于认知时，农民就会产生获得感，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农居保的忠诚度是一种情感特征，是农民参保后对农居保产生了好感，形成了偏好，并愿意持续参保的心理倾向。满意度较高的参保农民可能具有更高的忠诚度。如果农民对农居保服务、管理和待遇水平的满意度较高，就会长期参保，甚至劝说周围人参保，从而具有较高的忠诚度。较高的满意度会给参保农民带来一个正向的强化作用，强化农民在情感上和行为上对农居保制度的忠诚。信任是农民有效传递信息、获取信息的机制保障，是农民对社会和政府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心理预期，是对政府会采取策略保障参保农民养老需求的稳定期望。信任能够有效满足农民对信息的需求，降低社会及政府系统采用投机主义的风险，增强农民长期受益、化解养老风险的信心，从而有助于提高农民对农居保的满意度和忠诚度。首先，信任能够有效满足农民对信息的需求，提升制度知晓度，从而提高农民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在做出参保决策之前，农民需要通过大众传播或人际传播渠道获得农居保信息。农民可以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获得丰富、准确的信息，但这种信息获得方式的可得性较低，文本性较强，难以被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所接受。农民更喜欢通过人际传播渠道来获取信息，人际传播提供了农民信息互动的平台，口头相传式的农村语言更能接受，更易理解，更能有效满足农民对信息的需求，且人际传播渠道对农民态度的形成与改变以及做出决策更具影响力。信息在人际传播渠道中的有效传递依赖于嵌入在农民社会关系中的信任，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特殊信任提供了农民交流信息的意愿和动机，使得农民愿意倾听和接受对方的信息，提高了信息交流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加深了信息交流的精度、深度和速度。信任进一步提高了农民之间密切的互动，增加了信息交流的机会，提高了信息交换的广度。总的来说，农民人际关系中的信任提高了农居保信息传递的精度、深度、速度和广度，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提升了制度知晓度，有效满足了农民对信息的需求，提升了农民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已有研究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信任对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能够激励农民口头传递信息和参与政府宣传从而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吴玉锋，2011)。据此，形成假设1:假设1a:农民的特殊信任水平越高，制度知晓度越高，满意度越高。假设1b:农民的特殊信任水平越高，制度知晓度越高，忠诚度越高。其次，信任降低了社会系统机会主义的风险，提高农民对农居保的满意度和忠诚度。社会信任能够有效降低关系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带来的金融交易失败的可能性。按照农居保制度的规定，农民自愿缴费参与，自愿选择缴费档次，60岁之后才能受益，对于大部分农民而言，需要持续缴费很多年才能受益，缴费与受益之间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因此，农居保具有金融交易的特征，农民今天的投资是为了明天有更多的受益。农民和政府之间是一种金融契约关系，参保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交易的完成需要社会信任这种伦理道德资源的支撑。Arrow(1972)最早指出信任是交易顺利完成的重要前提，交易需要时间跨度，每一起成功交易的背后都有信任的作用，缺乏信任会造成经济落后。Guisoetal．(2004)指出金融契约具有高度风险的特征，作为一种道德资源，社会信任可以有效排除不确定因素对交易的影响，提高金融交易效率。Bossone(1999)认为，金融交易中买方通过签订金融契约来确定未来的投资受益远远不够，还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当法律环境不够好时，社会信任可以弥补法律保障能力不够的缺陷，促进金融交易的顺利进行。Dimitris＆Pasini(2011)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及对金融机构的特殊信任都有助于股票等金融交易的实现。某种程度上，社会信任是法律契约的替代品，可以降低受益非即时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因害怕欺骗而不合作的损失。农居保制度金融交易的特征决定了其实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农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据此形成假设2:假设2a:农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对农居保的满意度越高。假设2b:农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对农居保的忠诚度越高。最后，信任增加了农民长期受益的信心和期望，提高了农民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本质而言，农居保是政府提供的一项社会政策。基于政府主导的农居保制度是政府为解决农民养老问题而提供的公共物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政策的输出者和管理者，承担农居保的财政支出和管理工作。作为一项推行时间不长的新制度，农居保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农居保制度面临财政可持续支出难、基金安全管理难、基金保值增值难和长期参保意识维持难等问题，制度模式、筹资机制、工作网络和养老保障能力都有待完善和提高。农居保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农民受益的不确定，影响到了农民对农居保的观感。政治信任与农居保制度信任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政治信任可以简化农民和政府之间复杂的计算关系，降低制度诸多问题和不完善所带来的交易成本，打消农民对农居保制度和政府的种种顾虑，增强农民对制度的信任。政治信任可以增强农民长期受益的信心和期待。如果农民对政府系统具备较高的信任，农民就相信政府会采取有效举措持续进行财政补贴，确保基金安全，实现基金保值增值，提高经办服务质量。政治信任促成了农民和政府长期合作关系的形成，强化了农民对政府和农居保制度的认同，增强了农民对保制度的信任，提高了满意度和忠诚度。据此，形成假设3:假设3a: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越高，制度信任度越高，满意度越高。假设3b: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越高，制度信任度越高，忠诚度越高。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于2011年底在甘肃省会宁县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16岁以上60岁以下已参加农居保的农民。在会宁县会师镇等4个乡镇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选择调查对象，一共成功访问1042个参保农民。问卷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已参保农民个体、家庭、社区特征和信任状况及农民对农居保制度的满意度、忠诚度等主观评价。样本结构中，男性占67.76%，女性占32.24%;27岁及以下占4.32%，28至37岁占11.13%，38至47岁占70.35%，48岁以上60岁以下占14.2%;没有上过学的占8.10%，小学占32．90%，初中占44.50%，高中占11．90%，大专及以上占2.60%。从性别结构来看，男性农民居多，是因为男性为农村家户之主，在家庭事务决策中占主导地位，是我们进行问卷调查的主要对象。受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的影响，样本结构对农村人口总体模拟不够好，但反映了当下农村人口的现实情况。
(二)主要研究变量
信任是本研究的自变量。国外研究对信任的测量一般遵循世界价值观的测量方法，指标为“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Amaney，2007)。这种测量方法倾向于把信任概念的理解单一化，忽略了信任内涵的丰富性和多维性。本研究通过询问农民对如下9个表述的认同程度来测量信任:“钥匙可以托邻居保管”，“总的来说，邻居是可靠的”，“村里人是可以信任的”，“陌生人和熟悉人都是可以信任的”，“丢失有家庭地址的钱包会还给我”，“正规市场里不会有假冒伪劣”，“遇到较大纠纷时会寻求法律援助”，“到政府机关办事不需要关系”，“政府及公务员是可以信任的”。9个问题的答案都分为五级:从很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至5分。表1统计了农民信任的因子和均值分析结果。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农民的信任可以分为特殊信任(particulartrust)、社会信任(generaltrust)和政治信任(politicaltrust)3个因子。特殊信任因子包括钥匙可以托邻居保管、邻居是可靠的、村里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3个指标，指农民对基于地缘关系交往对象的信任;社会信任因子包括陌生人和熟悉人都是可以信任的、丢失有家庭地址的钱包会还给我、正规市场里不会有假冒伪劣3个指标，指农民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信任;政治信任因子包括遇到较大纠纷时会寻求法律援助、到政府机关办事不需要关系、政府及公务员是可以信任的3个指标，指农民对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信任。信度分析表明，测量特殊信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的各指标的Alpha值均在0.6以上，说明测量具有较好的信度。表1均值分析结果显示，农民的特殊信任水平最高，政治信任水平次之，社会信任水平最低。关于中国信任结构和水平的研究一致认为中国是一个特殊信任水平高，社会信任水平低的社会。韦伯(1995)296认为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基础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福山(1998)103－104认为中国人缺乏对家族之外的其他人的信任，是低信任度且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本研究分析结果有进一步的发现，我国农民的信任格局呈现特殊信任水平最高，政治信任水平次之，社会信任水平最低的形态。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增多和地方政府失信行为的增加，尽管农民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但相比社会信任而言，农民仍然具有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
(三)中介变量及控制变量
制度知晓度变量。特殊信任对制度知晓度有促进作用，进而提高农民对农居保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在信息传播方面，特殊信任具有信用保证的功效，对复杂农居保知识的传播而言，信任使得社会关系在信息传播中更有效，使得农民更容易、更愿意接受社会网络中其农民提供的信息，确保了信息交流的深度、速度和精度。据此，本文建构制度知晓度(systempopularity)作为第一个中介变量。制度知晓度测量了农民对农居保制度的了解程度。本研究询问被访农民问题“总的来说，您对农居保制度清楚吗?”，答案分为“很清楚”、“比较清楚”、“一般”、“不太清楚”、“一点都不清楚”，分别赋值5至1分。统计分析显示，只有8.01%的参保农民对农居保制度很清楚，43.16%的农民表示不太清楚，4.27%的农民一点都不清楚。尽管已经参保，但还有很多农民对农居保制度不甚了解。制度信任度变量。政治信任对农民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影响是通过提高农民对农居保制度的信任度来实现的。信任能够增加农民对农居保未来受益实现概率和数额的期望值，进而增加农民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据此，本文建构制度信任度(systemtrust)作为第二个中介变量。本研究对农民对农居保基金收支、政府管理和保障水平的信任情况进行了多指标测量。询问被访农民是否相信“农居保制度会一直推行，中央政府会持续融资，地方政府会持续融资，地方政府会确保基金安全，地方政府会确保基金不贬值，养老待遇会按时按量发放，养老待遇以后还会提高”，7个问题的答案从很不相信到非常相信，赋值1到5分。统计结果显示，农民对制度会一直推行的信任度最高，71.12%的农民比较相信或非常相信农居保政策会一直推行，农民最不信任地方政府会确保基金安全，42.16%的农民很不相信或不太相信地方政府会确保基金安全。信度分析显示，Alpha=0.863，用因子分析方法构造信任度变量。控制变量。用农民个体层面的性别(sex)、年龄(age)、身体状况(physical)、婚姻状况(marital)、是否干部(cadre)、受教育程度(education)，家庭层面的家庭有无老人(old)、家庭年人均收入(income)，社区层面的是否城郊村(suburban)作为控制变量，除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人均收入为定序变量，年龄为定距变量外，其他均为定类变量，采用虚拟方法建造变量。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信任影响农民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作为制度的需求方，农民的满意度是衡量制度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以农民的满意度为指标来评估农居保制度现状，关注到了制度主体需求的满足。帕特南(2001)87－91将满意度引入到制度绩效评价中，用满意度对制度绩效进行主观层面的测量，实证分析发现制度绩效的客观衡量结果与公民满意度评价高度相关，那些制度绩效高的地区，也是民众满意度高的地区，客观制度绩效与主观公民满意度是一致的。本研究测量了参保农民对农居保基金收支、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满意度。询问被访农民是否满意地方政府的补贴水平、养老待遇水平、政府管理水平和办事人员的服务水平，4个问题的答案都分为五级:从不满意到很满意，赋值1至5分。表2统计了已参保农民满意度的情况。结果显示，农民对办事人员服务水平的满意度最高，57.10%的农民表示对办事人员的服务比较满意或很满意，农民对养老待遇水平的满意度最低，26.83%的农民不太满意或者不满意农居保的养老待遇水平，20．93%的农民表示对地方政府的补贴水平不太满意或不满意，23.20%的农民对地方政府管理水平不太满意或不满意。信度分析显示，Alpha=0.811，用因子分析方法构造满意度变量。表3构造了3个回归模型，反映了信任对农民满意度的影响。其中，模型1是基准模型，反映了农民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控制变量对农民满意度的影响，模型2在1的基础上增加了特殊信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3个自变量，模型3在2的基础上增加了制度知晓度和制度信任度两个中介模型2调整后的Ｒ2比模型1提高了19.68%，特殊信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都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社会信任对农民的满意度均有正效应，这检验了假设2a。模型3加入制度知晓度和制度信任度中介变量后，调整后的Ｒ2比模型2提高了22.85%，特殊信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对满意度依然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制度知晓度和信任度对满意度均有正向影响，达到了0.01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特殊信任对满意度的影响效应部分是通过制度知晓度实现的，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部分是通过制度信任度实现的。为了检验制度知晓度和信任度的部分中介效应，需要进一步建立回归方程分析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①。回归分析发现，特殊信任对制度知晓度具有显著性影响，政治信任对制度信任度也存在显著性影响。综合来看，特殊信任对满意度的正向影响部分是通过制度知晓度来实现的，政治信任对满意度的正向影响部分是通过制度信任度来实现的，这检验了假设1a和3a。控制变量中，以模型3为准，只有农民的身体状况和家庭年人均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身体状况越好，农民对农居保的满意度越高，身体状况越好意味着农民从农居保制度中受益的年限越长，获益越大，心理越满意。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农民的家庭年人均收入越高，对农居保越不满意。家庭收入高的农民对农居保的保障水平有更高的期待，而农居保较低的养老待遇水平尤其不能满足富裕农民的养老需求。这一点也间接印证了之前的发现，在诸多满意度指标中，农民对农居保养老待遇水平的满意度最低。
(二)信任影响农民忠诚度的回归分析
忠诚度是农民重复购买农居保的行为，是农民的持续参保行为。在缴费与受益时间跨度较长的条件下，政府在农居保融资和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及农居保受益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农民对农居保的忠诚度依赖于农民的信任状况，特别是对政府的信心。本研究通过询问农民是否会一直缴费到60岁来测量农民的忠诚度，问题的答案分为五级:从肯定不会到肯定会，赋值1至5分。图1显示，42.77%的农民表示肯定会一直缴费，33.46%的农民表示可能会一直缴费，22.31%的农民处于徘徊观望状态，小部分农民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一直缴费。表4构造了3个模型，反映了信任对农民忠诚度的影响。其中，模型1是基准模型，反映了控制变量对忠诚度的影响，模型2在1的基础上增加了特殊信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3个变量，模型3在2的基础上增加了制度知晓度和制度信任度变量。模型2调整后的Ｒ2比模型1提高了4.08%，特殊信任和政治信任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正，特殊信任和政治信任对忠诚度有正效应。农民的社会信任对忠诚度没有显著性影响，假设2b没有得到检验，这一点在下文深入讨论。加入了制度知晓度和信任度变量后，模型3的解释力有显著提高，调整后的Ｒ2比模型2提高了5.80%。制度知晓度和信任度都达到了0.01水平的显著性，回归系数为正。加入知晓度和信任度中介变量后，农民特殊信任的显著性不变，而政治信任的显著性消失。结合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特殊信任对忠诚度的影响效应部分是通过制度知晓度实现的，制度知晓度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这检验了假设1b;政治信任对忠诚度的影响效应完全是通过制度信任度来实现的，制度信任度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这检验了假设3b。以模型3为准，家庭层面的两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相比家庭无老人的农民，家庭有老人的农民对农居保的忠诚度更高。这符合我们的经验观察，地方政府为提高农居保参保率，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实行家庭捆绑参保的政策，老人不参保就可以获取养老金，但符合条件的子女必须参保。因此，家庭有老人的农民对农居保具有更高的忠诚度。农民家庭年人均收入对忠诚度有负向影响，究其原因，应该是富裕家庭的农民不满农居保较低的养老保障水平。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信任对农居保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农民的特殊信任和政治信任都提高了农民的忠诚度和满意度;但社会信任的作用不够稳定，对忠诚度没有显著性影响。已有研究多肯定社会信任对经济、金融和社会政策发展的作用，相对忽略了对特殊信任和政治信任的分析。帕特南(2001)200在研究意大利民主制度时指出，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各种社会政策的绩效。帕特南(2001)216认为信任等社会资本要素直接影响制度的有效性甚至是经济的进步，这种影响远远大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福山(1998)20－31也强调了社会信任的重要性，尽管利己主义和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在大部分场合有效，但它们不能解释的百分之二十的缺憾需要信任来补充。信任是文化对金融发展影响的重要途径和表现形式，信任虽不能完全代替契约和商务法规，但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找寻到合适的买方和卖方，使交易行为反复出现，有助于在出现争执的情况下较好的履行合约。Knack＆Keefer(1995)也指出，在高度信任的社会中，企业家无需花费精力来保护自己不在交易中受损，无需过多依赖诉讼或者复杂的合同，也无需花费更多资源保护自己的产权免受侵害。这些研究都倾向把信任界定为社会信任来讨论信任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忽略了对特殊信任和政治信任作用的讨论。而本文研究表明，不仅社会信任具有重要作用，特殊信任和政治信任对金融交易或政策推行也有独特功效。我国是一个社会信任水平低的社会，相比之下，特殊信任和政治信任在社会经济、金融生活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汉密尔顿(1990)156－162发现了基于乡亲族党交往的特殊信任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有重要作用。他发现商人在市场中的可靠性完全取决于其所属的行会组织，而这种行会组织衍生自乡亲族党的联系。福山(1998)107－114研究发现在低信任度的中国社会，信任局限于家族之内，家族企业居多，缺少基于社会信任的现代大企业，在此情况下，政治信任对经济发展尤为重要，离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民间往往不能发展出大企业。汉密尔顿和福山的研究都表明我国是一个社会信任缺失的社会，相比之下，特殊信任和政治信任对经济、金融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本研究发现了信任对农居保制度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影响。提高农民的忠诚度和满意度是农居保制度有效推行的重要命题，农居保制度运行状况受到农民信任状况的制约。如何制定措施运用农民的特殊信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是政府有效推行农居保制度的重要举措。具体来说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在农居保制度宣传中，应该重视运用农民的特殊信任和政治信任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农民通常通过人际传播和政府宣传这两种渠道来获取信息。尽管政府宣传不具有可持续性，但能有效保证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因此，在农居保宣传阶段，可以发挥农民政治信任的优势，促使农民积极参与政府宣传来获取农居保信息。在政府宣传阶段结束后，发挥特殊信任在信息传播速度、深度和精度方面的作用，提高农民对农居保的知晓度。二、在农居保制度运行过程中，应该增加信息的透明度，让农民参与到基金管理和发放的监督工作中来。在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制定相应措施提高财政补贴的可持续性，向农民承诺地方政府的决心，提出应对财力不足的办法。地方政府应通过有效的监督机制强化对基金使用和发放的监管，对农民的缴费情况和待遇领取资格进行公示，提高制度运行的透明度，接受农民群众的监督，提高农民的制度信任度。三、在农居保基金发放过程中，对持续参保农民获取农居保基金情况进行公示和宣传，强化持续参保才能领取养老待遇的示范效应。在老年人参保积极，中年人犹豫不决，青年人热情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改变宣传策略，鼓励持续参保农民现身说法，重点宣传中青年农民持续参保的好处，将持续参保才能受益和受益更高的比较优势作为宣传的重点。四、在农居保制度平台建设过程中，政府应强化管理平台建设，完善金融服务与支持。目前，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农居保管理平台基础薄弱，管理能力较低，金融服务滞后于农民的需要。地方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构建稳定运行的基础管理平台，强机电期刊化经办机构人员编制、办公条件和信息网络的建设，确保农居保基金收缴和发放工作的服务质量。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农居保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以高质量的服务赢取农民的信任。
作者：吴玉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