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仪式化生存：传统文化的现代形态
意义表征符号是动态变化的，吸收更多元、异质的思想，从而显得更庞杂和多样。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农业经济结构已不复存在。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状态及社会结构都使得传统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文化不再作为文化主流作用于现代社会，相反，更多地以渐进、温婉的方式影响现代人。因此，仪式的仪式，有助于考察传统文化的媒介传播，更清晰地透析此种传播现象的结构性因素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媒介生存特征中，仪式化生存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维度。首先，从文化间性来看，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是异质性地同构于现代社会。我们知道，仪式是一种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系统，“它由一系列模式和序列化的言语和行为组成，往往是借助多重媒介表现出来，其内容和排列特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礼仪性的﹙习俗﹚，具有立体的特性﹙刚性﹚、凝聚的﹙熔和﹚和累赘的﹙重复﹚特征”⑥。它是一种象征体系，是一种文化影响力，内化为一种信仰、精神、气质在社会发挥影响力。在现代社会符号系统中，传统文化一直是这样一种生态状态：仪式化生存。整个传统文化更多是以精神形式作用于现代社会的。当代中国社会是以现代性为旨向，趋向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的形成，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的建立，以及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的确立。现代性诉求的中国已经呈现了迥异传统社会的文化形态。传统文化维系的“社会意义”被颠覆、解构和重新建构，形成一种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的复调格局。在这种格局中，大众文化显然成为时代的文化潮流。各种文化转换与斗争，诚如文化互动转型论的提出者所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随着人们需要的变化，传统的行为和态度不断在被取代或改变着。正如没有哪个人永远不死，也没有哪种文化模式永远不变。”①大众文化始于西方，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兴起，其生成背景，“从空间定位看，大众文化的生成发展源于文化的全球化浪潮；从时间定位看，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构成了大众文化成长的深厚土壤；而从文化定位看，大众文化的生成以文化复调时代﹙即文化的多元发展﹚的到来为前提”②。尽管人们对大众文化褒贬不一，但它在现代文化的主导性地位已然确立。大众文化已然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修辞。不管宏大叙事、英雄叙事的逻各斯主义，还是碎片化、表层化的数字表征人格，都浸淫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为现代人生存编码了一套耀眼的符码。所以说，传统文化的框架性存在已失去了现实土壤，其作用及再生产也显然疲软无力。传统文化的礼仪、规范逐渐淡出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行为。当下传统文化的存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实体性存在，即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占据一定空间的，以一定的物理形式存在的文化形态，比如古代字画、玉石、建筑、典籍等；二是意识性存在，传统文化无法触摸的那部分便是以意识性存于当世，一般内化为精神，比如天人合一、男尊女卑、内圣外王等思想观念，这种存在虽似无影无踪，但往往成为当代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的一部分。其次，从本体层面上看，传统文化的具体形态中存在大量仪式。群体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显著的特点，即强调伦理道德、社会责任感和群体主义。从仪式发生学来看，仪式是一种群体性形式，重在传达、共享。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指出：“只要存在集体生活”，就必然存在着“产生和复制社会关系的作用”的仪式。③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个体价值必须服务于群体价值，人的自觉性、独立性被压抑，家庭、国家是超越个性的绝对价值。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能够有效防止个人主义的膨胀，有利于维系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团结，凝聚民族的向心力。群体生活以及群体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仪式性更容易发生了。人类学理论认为，神话、宗教等产生了大量仪式，其一系列的繁复的程式与历史积累，形成了仪式文化。比如宗教祭祀仪式、宫廷祭祀仪式、氏族祭祀仪式、民间祭祀仪式等。除了传统仪式本身外，传统文化中还有其他文化形态也深具仪式性。比如戏剧，戏剧起源于仪式，是希腊戏剧发生学的经典观点。“戏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语言范畴内‘通过仪式’，即通过一系列的动作、语言、器具等的结合完成一个形式上的仪礼性过渡，这种过渡可以达到作为‘戏剧效果’所要达到的引起‘恐惧和怜悯’，并且起到‘净化情感’的作用，也可以事实上完成人物。戏剧角色由一种社会状态到达另一种社会状态、一种社会身份转入另一种社会身份、一种人物性格替换成另外一种人物性格的媒介和‘代理’。”④纵观中国电视发展史，很容易发现电视戏剧一直是传统文化节目的重要部分，尤其在早期电视时期，电视戏剧甚至是传统文化节目的重头戏。除此，具有仪式性的还有传统舞蹈、传统音乐、民俗等。再次，从功能来看，传统文化具有仪式的功能，即政治合法性构建、文化传承、社会控制和经济功能等。关于仪式的功能，学术界有很多论述，“仪式是由社会来规范化的重复的象征行为，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标准化的系列，并常常在自身也带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特定的地点和时间被上演。仪式行为是重复的，因此也是循环往复的，但这些都服务于重要的意义并用以疏导感情、引导认知和组织社会群体”①。迪尔凯姆认为仪式在于维系共同体，重新加强社会成员从属于社会集体。功能主义者德克利夫·布朗也认为仪式具有增强集体情绪的作用和社会整合的功能。格尔茨认为仪式是传统规定的文化行为，并注重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民族的认同、维系有重要作用。所以，E·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里详细地分析了英国因为社会的需要，而建构许多本不是传统的传统，即所谓“传统的发明”。他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更需要“传统的发明”，所谓“传统的发明”是指“一整套行为过程，通常由外显或默示而为人感受的规划所支配，其本质是仪式性的或是象征层次的，它藉着重复再三而企图传授价值观与行为规划，而这些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又自动地迎合过去。事实上，在可能的情况下，它们通常企图在现在与适当的历史之间建立连续性”。而这些传统又具有各种功用：“a﹚那些使各个团体﹙真实的或是虚假的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或成员资格得到确立或是象征化的传统；b﹚那些使制度、身份或是权利得以确立或合法化的传统；c﹚那些主要目的是使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得到灌输和社会化的传统。”②这便是传统带来类似仪式的功能。所以有学者认为，民族文化认同“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那些﹚价值观、象征物、记忆、话语传统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③，将为“大规模的强大的共同体，提供能够获得最低限度社会聚合力、秩序、意义的信仰系统，使社会转型时最强有力的现代代理人—理性国家—的活动合法化”④。传统文化的这些功能使得它具有仪式化存在的基础。
二、表征模式：传统文化的大众媒介的意指实践
现代仪式理论实践早已突破仪式作为信仰与行为本身的主导范式。传统文化的媒介仪式更多表现为以仪式为表现形态，具有现代媒介特质，并形成独特的形态特征，以及基于此的意义表征模式。相对而言，传统文化的仪式传播情境可以用“事件传播”与“日常传播”两种形式概括：
﹙一﹚“事件传播”。
事件传播主要依靠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影响力，以事件本身为契机，开展仪式编码，及其仪式价值的传播。正如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中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关于那些令国人及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包括“划时代的政治和体育竞赛；表现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萨达特去往耶路撒冷的出行及约翰·肯尼迪的葬礼”。⑤这些仪式唤起的可能是一国、及至全世界的观众，“以集体的心声凝聚着社会，唤起人们对社会及其合法权威的忠诚。”⑥
﹙二﹚“日常传播”。
日常传播是一种泛仪式意义上的理解。在这种传播形态中，严肃性被淡化，它更倾向于演播室小场地、周期性、线性的播出形态。例如每周一次的电视评书节目、电视书画节目都遵这种规律进行传播的。仪式的神圣与世俗的界限被打破，神话与宗教的神圣与非凡被淡化，并以一种见缝插针的情形穿梭于各类节目。它无法像媒介事件那样，引起一国乃至世人范围的关注。但是要注意的是，两者虽是异质的、相对的，又是相互依存、流转的：事件传播是宏大叙事的基调，以整体性象征完成一定意义的展演；相对而言，日常传播更注重微观视角，在周期与程式中实现认同与共享；前者偏阳刚，后者偏阴柔，各自一体，展开传统文化仪式。两者的关系模型可以用太极图来表示﹙如图1﹚：媒介事件向日常传播转换，比如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无疑是一场盛大的媒介事件。央视春晚为了造势，积累人气，在电视中曝出一系列关于春晚节目的内幕，关于上台演出人员的透露，引起观众热议。日常传播也可能转换为媒介事件，比如北京电视台王刚主持的《天下收藏》节目，本是周期性、线性的一个日常传播，但因为有民间藏家称，王刚紫金锤砸掉的赝品中至少有三成为珍品，引起广大受众的关注和探讨。因此，《天下收藏》节目成为一个媒介事件，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从而上升为媒介事件。仪式也随之升级，能够在更多的人群中发挥影响，并引发出新的意义。所以传统文化的媒介事件仪式与日常传播仪式两者是可以彼此转换的。那么，传统文化的仪式传播当中，有怎样的意义生成模式？有学者以圣诞树模式形容仪式传播。圣诞树至少在天主教文化里象征着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欢乐、喜庆和伙伴的意义和观念。“圣诞树的装饰图既是媒介也是﹙符号化﹚讯息，而表演成分则由有着装饰、显示以及相关的仪式﹙如分送礼品﹚来实现。”
但是圣诞树表达仪式，只是基于静态不变，而无法体现其意义生成过程中，意义相互缠绕、主体性此消彼涨的动态性现实。传统文化的电视仪式传播，它在现代社会的身份认同远不及传统社会，所以针对他的电子传播要经过现代话语的转换，包括两个过程，一是现代意义的解码，一是视觉化、数字化的编码。在这种转换中，难免受到制作者的经验和科技的影响。在意义编码和形式编码之后，形成传统文化的电视仪式传播的媒介事件和日常传播两种形态，受众进而在有选择性的编码过程中，实现仪式的感受。对此，兰德尔·柯尔林提出互动仪式理论。此理论是一种相对宏观社会学而言的微观社会学，研究的是情境，而非个体。因为人形成的关于世界的一切看法，所积累的一切素材都来自这种情境，并且这种情境的微观现象构成了社会现象的基础，他认为互动仪式产生的效果包括：“﹙1﹚群体团结：一种成员身份的感觉。﹙2﹚个体的情感能量﹙EE﹚：一种采取行为时自信、兴高采烈、有力量、满腔热情与主动进取的感觉。﹙3﹚代表群体的符号：标志或其他的代表物﹙开外化图标、文字、姿势﹚，使成员感到自己与集体相关；这些就是涂尔干的‘神圣物’。充沛集体团结感的人格外尊重符号，并会捍卫符号以免受到局外人的轻视，甚至内部成员的背弃。﹙4﹚道德感：维护群体中的正义感，尊重群体符号，防止受到违背者的侵害。与此相伴随的是由于违背了群体团结及其符号标志所带来的道德罪恶或不得体的感觉。”②观众在这些仪式中体会这一系列的情感变化。这些便是传统文化的仪式传播带给受众的体验，便是这种体验由局部上升为更宏大、深刻的体悟。大而言之，即神圣、信仰塑成、民族认同。仪式带来的由微观，直到宏观突破仪式的“阈限”，才算真正到了仪式完结点。传统文化的媒介仪式化传播的这个富有转换性、主体性和开放性的模式得以完成，如图2所示：所以说，传统文化的电视传播的仪式路径，一方面来自于传统文化的内在文化特质，另一方面是由于电视这一媒介传播下的程式所决定的。传统文化的仪式化传播是由传播形式和心理结构上呈现的：形式上，比如选择特殊的地点、播出时间的周期性、角色的分配、赛事的仪式化顺序等，使得节目在形式上具有仪式特征；结构上，仪式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框架，能够带给观众以仪式体验。但是，仪式意义的实现，是建立在现代话语的基础之上的，即要通过话语的当代转型实现的。由此，传统文化的电视仪式构建了一种模拟具有历史感、现实感的社会生活结构的象征秩序，而受众也因此获得有关认同、神圣与信仰的文化体验。
作者：晏青 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