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积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让农民工享有平等的社会养老保障权利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讲，在不断推进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对在就业地落户、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权利愈发有着强烈的愿望，更加希望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那么，现实情况确实如此吗？多数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吗？是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需求强度呢？本文基于有限理性假说，构建一个农民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运用对广州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和多元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对上述问题展开实证分析。
二、分析框架
在经济学看来，农民工之所以有养老保险的需求，是他们经过理性思考后产生的。但是，农民工群体并不具备完全的知识、信息和计算能力，他们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需求强度，不是其最优利益的表现，而是根据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对自己未来养老预期所达到满意程度形成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他们是有限理性的。因此，部分学者从有限理性假设出发研究农民工问题，例如，孟颖颖以有限理性为研究假设，考察了城市融合进程中农民工风险偏好和社会保险需求的变动规律，刘应君认为农民工个体的“有限理性”选择是决定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与结果的重要因素，吕学静、李佳从有限理性角度对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的参与意愿进行分析［１－３］。本文同样以有限理性假说为基础，构建一个农民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由于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理性假设过于苛刻，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其中最为著名的学者是西蒙，他提出“有限理性假说”。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区别主要在于：首先，追求目标不同。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人类的行为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即在所有备选方案中寻找最优解；有限理性假说认为，由于知识不完备、信息非充分、计算能力不完全，人类无法获取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且只能从有限的备选方案中寻找满意解。其次，完全理性是客观理性，有限理性是主观理性。完全理性假定了人的有序偏好、完备的信息、超强的认知和计算能力，这等于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剥离了人的主观因素，最优解成为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有限理性假设认为，人的真实行为很难实现客观的完全理性，而仅仅是主观的有限理性，即所达到的利益最大化只是相对于决策者的主观知识而言的。第三，决策环境不同。完全理性的假设暗含着影响经济主体的外部决策环境是足够简单的，不足以形成干扰，使经济主体的行为偏离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有限理性假说认为，外部决策环境非常复杂，影响因素很多，经济主体不断与决策环境发生互动，并不断对决策环境及行动本身做出新的主观解释，进而在结构情境制约下做出有限理性选择［４］。第四，完全理性是实质理性，有限理性是过程理性。完全理性关注的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寻找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是一种实质性的理性；有限理性则关心决策者如何产生可供选择的可行方法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取舍，是一种过程性的理性，处于动态变化中，并非唯一和永恒不变的，随着环境的更迭，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可能会发生变换。农民工是在自己掌握的信息、计算和认知能力条件下，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工作状况、家庭因素和社会融入状况等因素所作出的一种主观上最为满意的抉择，这种抉择会根据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动。因此，从有限理性假说最基本的要义出发，认知水平是影响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的重要因素［５］。农民工是否希望融入到城市的养老保险体系之中，与其自身认知水平息息相关，只有意识到了，才会有相应的欲望。有限理性是一种主观理性，所达到的利益最大化是相对于主观而言的，这启示个人特征因素也是应该考虑的方面，甚至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３］。与完全理性不同，有限理性假说重视环境因素，强调外部决策环境的复杂性，就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需求决策看，家庭因素、企业行为因素和政策制度因素构成环境因素必不可少的三个方面，都需要审视和考察。此外，有限理性是一种过程理性，这启示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需求决策也是过程性的，即随着农民工接触城市文明的程度加深以及市民化进度的推进而呈现一定的变化［２］，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因素也是重点要考虑的方面。据此，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如图１。
三、变量、模型与数据
（一）因变量与模型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民工养老保险的需求强度（设为Ｙ），反映的是农民工渴望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强烈程度，问卷中相应选项是“非常希望”、“希望”、“无所谓”、“没有必要”（依次从１到４赋值），属于多分类有序变量，故采用多分类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二）自变量的设计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自变量的选取进行了思考：一是围绕实证目的选取变量，重点选取与市民化相关的农民工特征变量和制度供给变量；二是把握好具体因素变量的数目问题，如果变量数目过多，容易出现多重共线性，导致模型拟合效果差，实证结果不理想，如果选取变量太少，则很可能遗漏其他重要因素，使得实证结果的解释力和启示不够到位；三是参考借鉴已有类似文献的研究经验和结果，把比较常见和重要的控制变量也列入实证模型中。最终确定了１６个因素变量，其中，性别变量以控制变量身份进入模型，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表征个人特征因素，子女数量、是否举家在城和离土程度表征家庭状况因素，养老观念、权利意识和政策认知表征认知水平因素，来城年限和留城意愿表征城市融入因素，是否支持员工参保表征企业行为因素，土地退出、转移接续、参保年限和缴费标准表征政策制度因素。１６个自变量均为分类变量，依次编为Ｘ１～Ｘ１６，具体说明、选项及其赋值、均值等信息详见表１．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问卷数据来自于２０１４年６月对广州市的社区保安、餐馆服务员、制造业工厂员工等对象开展调查所得。调查过程采用“一对一问答”形式，由调查员完成问卷填写。调查团队由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３８名本科生、研究生组成。总计发放问卷５５０份，有效回收５２９份，有效回收率达９６．２％。样本的基本特征如下：性别方面，男性２８３人，占５３．５％，女性２４６人，占４６．５％；年龄方面，３５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３３３人，占６２．９％，３５岁及以上的老一代农民工１９６人，占３７．１％；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高中或中专为主，初中学历２５６人，占４８．４％，高中或中专学历１６８人，占３１．８％；户口所在地方面，省内１２０人，占２２．７％，省外４０９人，占７７．３％；婚姻状况方面，已婚者３３５人，占６３．３％，未婚者１９４人，占３６．７％；月收入水平方面，主要集中在最低工资标准（１５５０元）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３５００元）之间，占６７．５％，但仍有７．８％的农民工月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下；就业稳定性方面，主要集中在基本稳定或不太稳定，分别占５１．８％和３５．２％。样本的基本特征与广州市农民工事实基本吻合，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调查显示，当问到“您希望参加城市里的养老保险吗”时，１８．９％的农民工表示“非常希望”，４１．０％表示“希望”，３１．６％表示“无所谓”，８．５％表示“没有必要”，可见农民工总体上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有着较高的需求强度。这一调查结果与姚俊、郭瑜、孙中伟等学者的调查结果相近［６－８］。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从理论上讲，某些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而导致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在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估计之前，先要进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双侧检验发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相关系数只有一半左右，而且几乎全部相关系数都在０．４以下，显示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较低，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变量Ｙ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
表２是变量Ｙ的多元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已婚者模型的对数似然值通过卡方检验，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和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分别是０．３９３和０．４２４，表明自变量对变量Ｙ的解释比例达到４０％左右，模型拟合效果良好。在已婚者模型中，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举家在城、养老观念、权利意识、留城意愿等变量的选项或部分选项通过显著性检验。以“３５岁及以上”为参照组，“３５岁以下”的回归系数通过１０％水平的检验，且符号为负，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城市养老保险需求强度。以“大专及以上”为参照组，“小学及以下”的回归系数通过５％水平的检验，“初中”的回归系数通过１０％水平的检验，且符号为正，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文化程度越低，越没有对城市养老保险表现出强烈需求；相反，随着农民工文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整个群体将愈发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养老保险需求强度。以“举家在城”为参照组，“没有举家在城”的回归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妻子在本地的农民工比孤身一人的农民工更明显地希望参加城市养老保险。以“土地保障”为参照组，“养老金保障”的回归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希望依靠养老金保障老年生活的农民工具有更加强烈的城市养老保险参保需求。在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应该与当地人享有平等的养老保障权利”的权利意识上，以“不赞同”为参照组，“赞同”和“说不清”的回归系数都在５％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权利意识强的农民工更想融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留城意愿方面，以“还没想好”为参照组，“留在城市”的回归系数在５％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具有留城意愿的农民工更希望参加城市养老保险。未婚者模型的对数似然值通过卡方检验，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和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分别是０．３９１和０．４３５，表明自变量对变量Ｙ１的解释比例也达到４０％左右，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在未婚者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自变量有性别、养老观念、来城年限和留城意愿，其中养老观念和留城意愿的显著性程度和回归系数符号均与已婚者模型一样，不再作阐释。与已婚者模型不同的是，个人特征因素中，年龄和文化程度不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未婚者主要是年轻人，使得年龄和文化程度分布变得集中。但是，性别变量显著。以“男性”为参照组，“女性”的回归系数在５％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一样的前提下，未婚女性比未婚男性更希望参加城市养老保险。来城年限方面，以“１０年以上”为参照组，“不足１年”和“１～５年”的回归系数分别在１％和５％水平下显著，且符号都为正，这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来城年限越短的农民工越会觉得参加城市养老保险是没有必要的；相反，随着出外打工时间的累积和城市文明接触的增加，农民工群体参加城市养老保险的愿望在不断增强。
（三）总结与讨论
综合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把已婚者模型和未婚者模型统筹起来，因为现实中都是统一安排政策措施，而不会根据农民工是否已婚做严格区分），影响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的因素有：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举家在城、来城年限、留城意愿、养老观念、权利意识。也就是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以及农民工群体文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举家进城现象的普遍化，来城时间的累积，城市文明的日益熏陶，具有越来越强的市民化意愿、现代养老观念和与当地居民享有平等养老保障权利的意识，整个农民工群体表现出较高的城市养老保险需求强度。这是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点。政策认知、企业是否支持员工、土地退出、转移接续、缴费年限、缴费标准等变量不显著，反映出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在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工作依然滞后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没能成为提高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的显著性因素，甚至很可能是抑制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增长，从而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的重要因素。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外出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２０１０年只有９．５％①，２０１４年缓慢增长到１６．４％②。可见，当前农民工对城市养老保险的需求强度和实际参保率出现明显的背离现象，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非均衡的集中体现。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有限理性假说为基础，认为农民工在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需求强度上，不是其最优利益的表现，而是根据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对自己未来养老预期所达到满意程度形成的一个结果，具体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状况、认知水平、城市融入、企业行为和政策制度六个方面的因素。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举家在城、来城年限、留城意愿、养老观念、权利意识等变量的作用导致当前农民工群体总体上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有着较高的需求强度。政策认知、企业是否支持员工、土地退出、转移接续、缴费年限、缴费标准等变量不显著，反映出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在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工作依然滞后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没能成为提高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的显著性因素，甚至它们很可能是抑制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增长，从而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一点还需要后续的实证研究给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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