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镜头叙事：文化符号的视听表达
地域文化纪录片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影像呈现方式，将平面表述转变成了一种“视觉文化”。这种视觉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渐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2］。作为表现地域文化的影像，纪录片必须成功提炼地域文化特质，并将这些抽象的、理念性的内涵通过具体生动的视觉形象和符号加以呈现，而这些形象符号的择取必须是具有内涵展示功能的物象、人物及故事，并且这些物象、人物及故事必须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甚至唯一性。不同的土壤孕育不同的文化，因而，在地域文化纪录片中，创作者多选用每个地区最独特的物象来呈现其文化特质。纪录片《南京城》第一个镜头便是厚重的古城墙以及夕阳下城墙厚重的剪影。古城墙在这里转化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历史的表征，彰显了南京作为“十朝都会”、“六朝古都”曾经的辉煌和繁盛，也折射出这座城市厚重沉郁的历史文化积淀。创作者有意选取了夕阳下的古城墙，剪影中带有几分日薄西山的苍凉与伤感，从侧面体现出了南京这座城市在历史风云中历尽繁华和落寞的沧桑之感。此外，古都的身份也使南京的许多大型人文景观和人文建筑成为纪录片的主要取材对象，共同烘托出城市的文化历史底蕴。而《苏园六纪》、《苏州水•水天堂》等展示苏州文化风情的纪录片，则注重从细节着手，一湾浅浅的池水、一座精致的园林、一席风雅的昆曲、一面精美的花窗，乃至一方绣帕、一杯清茶、一句吴侬软语，看似琐碎，却将苏州文化的精细雅致和含蓄温婉表现得淋漓尽致。代表性的人物，是凸显城市气质个性和文化特质的重要符号。同为江南古城，南京的沉郁深厚、风云跌宕与杭州温婉安逸、诗意朦胧的个性相去甚远。无论是《南京城》还是《百年南京》，所择取的人物都是在历史长河中掀起过巨浪、带来过重大变革的伟人，符号化地体现了这座古城所经历的风雨沧桑。如大明王朝的开国君王朱元璋、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近代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实践者陶行知、郭秉文等。而刻画杭州文化的《风雅钱塘》，则多选取神思飘逸、浪漫多情的历史人物如苏东坡、白居易、苏小小、林和靖、西施乃至白娘子、许仙、法海等神话人物加以展现，突出了杭州这座花园般的城市红伞翠盖、乱花迷眼、多情浪漫的独特风情。高知晓度的故事与传说是呈现地域文化特质不可或缺的内容。纪录片《西湖》中多次提到了《白蛇传》的故事，借着烟雨蒙蒙的西湖风光，展示了传说中的许仙和白娘子邂逅的情景：一位白衣女子，一位青衣姑娘，一位白面书生，一条乌篷船，一把油纸伞，机缘巧合地凑成了一段千古奇缘。无论是西湖初见的心动，还是断桥相别的心伤，都带有浓浓的浪漫与诗情，也体现了这座城市的诗意与多情。
二、解说词：内涵解读与文学升华
地域文化纪录片决不是仅仅对文化符号进行简单的罗列与介绍，而是在地理和人文的双重坐标中还原出该地特有的文化色彩，这其中解说词承担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精彩而隽永的文学性解说，永远是纪录片不可或缺的要素，“解说词失去了它的文学性，也就失去了纪录片本身的艺术效果”［3］。一部优秀的地域文化纪录片必然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这体现在其特有的个性化的内涵解读、画面联想和风格表达等多个方面。解说词并非独立的文体，旨在对内涵特质进行精准表述，并对镜头画面进行个性化解读。地域文化纪录片中的镜头画面是从庞杂的文化元素中提炼出来的，间断与跳脱的蒙太奇剪接，需要解说词将其连缀成生动的文字表述，以强化对主旨内涵的理解。《西藏的诱惑》的解说词这样写道：“凡是到过西藏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触：博大的西藏，你是这样的超拔与旷远，你是这样的骠悍与雄浑！走遍地北天南，只有在这里，才能见到这样鲜明的民族色彩；只有在这里，才能见到那样醒目的塔影佛光。”①创作者用极具文学化的语言描绘了西藏博大、旷远、剽悍、雄浑的地貌特点和文化性格。优秀的纪录片解说词还应与画面相配合，起到引导画面展开、拓展画面内容、烘托画面意境的重要作用，将观众的情绪带入到影片之中，从而产生联想与共鸣。如纪录片《苏园六纪》开篇写道“：雕几块中国的花窗，框起这天人合一的融洽。每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质都有所不同，这直接决定了地域文化纪录片解说词风格的多样化。如纪录片《江南》中说道：“在这里，流水和流水，不就是江南翻飞的水袖吗？不就是把江南舞得风姿绰绰、灵秀飘逸的水袖吗？在朴实无华中超凡脱俗，在超凡脱俗中返璞归真，这水做的江南，这江南的流水啊。”③创作者巧妙地抓住了“江南水”这一充满地方特色的景象，将其比喻成戏子上下翻飞的水袖，江南水的柔媚、灵动便显现出来。排比、反复等文学手法的运用，使其具有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味道，这和江南水乡含蓄浪漫的文化特质相契合。同样是写水，《大河之南》中却这样写道：“河南岸屹立着我们的先祖炎帝和黄帝，他们用深邃而坚毅的目光凝视着东向的黄河，也凝视着中原大地和他们的后人们。在炎黄二帝的时代，甚至在以后的秦汉时期，流淌在中原大地上的河流，曾经密如蛛网，但是只有黄河被称作河，而其他河流则只能叫做水”④。创作者略过了水本身温婉的个性，将重点放在了黄河这一气势浩大、历史厚重的整体水系中，表述方式也较为直接，不见了江南的柔媚婉约，而多了几分中原的雄浑与霸气。
三、诗意渲染：独特审美格调的营造
“一切优美的艺术，最终都会趋向于诗的高度。”［6］纪录片的诗意，是弥漫在纪录片中的一种诗般的艺术气质，可以是一种思绪，也可以是一种情愫，飘飘忽忽，隐隐约约，萦绕回环，低吟浅诉，给观众以诗性的艺术感染。一部优秀的地域文化纪录片必然离不开诗意的表达，其形态贴合作品主题，与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紧密结合。具体表现在对画面的形式美的追求、对诗词典故的化用和对象征性镜头语言的运用三个方面。画面是地域文化纪录片作为视觉文化的基础要素，画面是否具有形式美则直接影响影片质量。“形式美广义上指构成事物的物质材料的自然属性（色彩、形状、线条、声音等）及其组合规律（如整齐一律、节奏与韵律等）所呈现出来的审美特性”［7］，在纪录片中主要涉及色彩与构图两个维度。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每个地方的代表性景观也不同，地域文化纪录片中对画面色彩的选择有助于地域文化特质更好地表达。如纪录片《西藏的西藏》中有一个用强烈的色彩冲击来展现文化性格的画面：湛蓝的天、雪白的云、苍翠的青山、碧绿的湖水、红衣的喇嘛。创作者大胆地将蓝、绿、红、白等极为鲜亮的色彩置于同一镜头之中，使其相互碰撞、相互衬托，既表现出与山野清风、雪域阳光融为一体的修行参悟，又从侧面彰显了这片土地浓烈的宗教色彩和张扬肆意的文化性格。除此之外，构图也是画面语言的重要元素之一，在画面造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创作者思想表达和诗意营造的关键。如在纪录片《敦煌》中，落日下的沙漠一片橙红色，远行的驼队和行脚僧只占据了画面中极小的一部分，且渐行渐远。夕阳穿透了僧人的背囊流散出忽明忽暗的光晕，恰在头部，和敦煌壁画中的神佛极为相似。整个画面在营造一种澄净、空灵、佛光普照的诗意的同时，也使我们感受到了人之于宇宙的渺小。此外，驼队和行脚僧都以剪影的方式呈现，充分展示了主体的形体特征，使画面美丽而生动，营造出一种具有深邃意境的诗意美。诗词典故的化用，是纪录片诗意营造的重要手段。格里尔逊在《纪录片的首要原则》一书中说道：“画面镜头应该以诗作为参照，可以用来烘托气氛，充满意境。”［4］57我国宋代文人郭熙在《林泉高致》卷二《画意》中也曾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中国古典诗词讲究画面感，追求强烈的视觉美，这对纪录片的创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优秀的地域文化纪录片善于将古典诗词融入镜头之中，借诗词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来体现这个地方的文化特质。如在纪录片《南京城》中，多次出现“台城柳”这一物象。台城，本是东晋和南朝的朝廷禁省和皇宫所在地，后隋军灭陈，将此夷为平地。五代时杨吴又在旧址上新建金陵城，台城遗迹就此湮没。韦庄曾留诗道：“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镜头中的柳枝在风中摇摆，使人联想起台城曾经的繁华，而如今柳色依旧青葱，台城却已荒凉破败，创作者将繁茂的自然景观与荒凉的历史遗迹置于同一镜头之中，使终古如斯的长堤烟柳与转瞬即逝的古都繁华形成对比，南京古城在历史风云中几度兴盛、几度落寞的沧桑感与厚重感便显现出来，营造出了一种极具诗意的惆怅与感伤。纪录片的诗意还可以通过对传统意象的运用和象征性镜头来实现。马塞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中这样阐释意象和象征性镜头：“它们始终属于剧情本身，但是，除了它们的直接涵义外，还拥有一种更深广的意义。”［8］《大秦岭》中多次化用诗歌中的传统意象，如以白色孤鸟暗喻王维隐居参禅的孤傲高洁，以枯木凋零暗喻诸葛亮寿命将尽的悲哀。那些富于象征性的镜头，是创作者对地域文化特质的主观感受和思考，这种感受隐喻在镜头画面之中，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在纪录片《敦煌》第一集《探险者来了》中，当英国探险者斯坦因来到敦煌时，画面中便展现了荒漠中出现的一只钟表，象征着西方文明的入侵，而在表现斯坦因取走文物的时刻，创作者则用了黄沙漫天的镜头，诗意地表现了敦煌所面临的劫难。综上所述，对地域文化特质的提炼、文化符号的视听表达、解说词的内涵解读和画面的诗意渲染共同成就了一部优秀地域文化纪录片对其文化特质的影像化呈现，同时也完成了创作者思想感情的表达。而如何将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质与这些呈现手段完美融合，还是地域文化纪录片创作今后应继续深入探索的方向。
作者：姜祥男 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