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系演化的地理背景
在城市开始营建之前，南京地区的江河环境曾有过剧烈的变化，从根本上影响了城市的可建设范围和微地形特征。南京老城坐落在长江南岸秦淮河与长江共同作用形成的高河漫滩地上，其中交织纵横的内河网络以鼓楼岗一线低山丘陵为分水线，分属两大流域：南部的内秦淮河主流各段、珍珠河、玉带河、明御河等属于秦淮河流域；北部的内金川河干流和支流属于金川河流域。其中，城南的内秦淮河南段，即“十里秦淮”的所在，与城北的金川河水系源于自然水系，城内其他水系多是历代建都时期结合自然水系条件进行开凿的人工水系。史前时期，长江经常泛滥，在南京地区形成河网纵横的支流[3]。距今约6000年前后，气温比现在高3～4℃，海平面比现在高约2米，长江河口西退至今扬州、镇江一带。今南京所在地位于河口地段，因此这个河口海湾又被称作“南京湾”[4]（图1）。此时的南京地区江面辽阔，波涛汹涌，两岸相距达15km，江水直抵两岸山丘岗地的坡麓（图2）。自秦以后，江中沙洲不断涌现、靠岸，江面逐渐缩狭，并呈自西南向东北发展的趋势。在整个六朝时期，建康城仍属于河口地区，江水常常“杀缘淮居民”、“毁大桁”等，造成巨大的威胁[5]。随着长江水位降低和河床向西摆动，古沙洲（白鹭洲）自南唐以后与市区相连成陆，即今之河西地区[6]。史前时期的秦淮河、金川河和玄武湖同属古秦淮河的范围。在距今35000年至6000年左右，古秦淮河纵贯今南京城区南北，通过前述北极阁和九华山之间的天然缺口，流入近玄武湖所在地，后又折向西在狮子山北注入长江[7]（图3）。直到大约3000多年以前,由于海平面上升及南京附近长江水位的上升,导致这条古秦淮河因出水不畅而渐趋淤塞[8]，古秦淮河才逐渐改为在雨花台附近入江，与金川河分化为两个水系。古秦淮河对城市形态形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古河床作用下的地形特点很可能影响了六朝时期这一地区主要水系的走势，进一步影响了六朝都城主要道路的方向；二是古河床流经之处地势低洼，其位置大致与明清时期老城内大量水塘聚集的区域相一致。自民国之后，老城内有一些地段的建设是以简单填埋水塘和沟渠为基础的，致使城市在遭遇暴雨侵袭时，这些地段都成为内涝严重之处（图4）。
二.老城内河水系形态演化过程
古代南京城市的营建主要集中在历次建都时期[9]，近现代南京城市的规划建设集中在民国建都时期和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时期。与之相应，老城内河水系形态的演化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六朝时期、南唐时期、明朝初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以来。
1.六朝时期
自东吴、东晋至南朝的宋、齐、梁、陈，史称六朝。在六朝时期，南京地区拥有天然山水环护的地势条件：外围有大江及逆江诸山，内层有连岗拱卫，古人常用“龙蟠虎踞”来形容这一形胜特征，南有群山朝揖，中间又有秦淮河自东向西蜿蜒流过（图5）。东吴时期先后疏浚和开凿了运渎、青溪、潮沟等水系，并令诸水与秦淮河及后湖（今玄武湖）相贯通，即所谓“引江潮，接青溪，抵秦淮，西通运渎，北连后湖”[10]（表1a）。东晋和南朝建康沿用吴都旧址，同时也沿用了这些水系（表1b）。由于六朝时期的都城内主要是宫城、官署和仓城，相当于后世皇城，而商市和居住区主要则沿秦淮河两岸发展[11]。这种“城”与“市”相对分离的格局令河流水系在两个区域中产生了不同的构型意义。对于北部的都城而言，水系主要表现为两个形态作用，一是作为防卫边界，二是定位城市轴线。六朝都城的城垣直到齐建元二年（480年）之前仍为竹篱[12]，因此在防卫上主要依赖于淮水（今秦淮河）、青溪、运渎和潮沟四条水道[13]，即所谓“以堑为城”；东吴时期建立起北对北湖，南对淮水河湾的城市南北向主轴线①，至东晋时期将这一轴线自秦淮水湾进一步向南延伸至牛首山双峰之间，使之更为雄壮而浪漫。对于南部的居民商市区而言，秦淮河主导了两岸有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并通过商市确立了其中心意义。实际上沿秦淮河展开的居住区自秦汉时期就已有发展，自东吴至六朝，秦淮河两岸人口日趋密集，而商市贸易也更为繁荣。
2.南唐时期
南唐建国于战乱不息的时期，因此南唐江宁府的规划更符合“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传统都城规划思想，将南面秦淮下游两岸富庶的商市区和稠密的居住区纳入都城范围，形成政治、军事、经济相结合的“城市”统一体[14]（图6）。南唐时期都城水系的形态作用主要分为边界、定位轴线和商市中心三类（表1c）。边界实际上有三重，都城外围的杨吴城濠和外秦淮河是都城护城河；都城内部东引青溪，西取东吴运渎而成的护龙河是宫城护城河；护龙河南段向西延续至栅寨门形成运渎，由于此时的居民区还没有发展到运渎以北[15]，所以这条水系也相当于皇城的边界。江宁府城的南北向主轴线即今中华路一线，约呈南偏西14度。在轴线的定位上，北部以鸡笼山为主要因素，南部则与六朝都城相似，以秦淮水湾为主要因素。由于南唐都城形态较为规整，因此这一轴线的方位统领了都城干道网络和边界水系的总体走势。自都城城垣建设之后，秦淮河始分内外，内秦淮河仍是密集居住区、繁华商市和手工业作坊的中心，主导着两岸的有机网络。
3.明朝初期
明南京城规模宏大，为四重环套配置形制（图7）。其中都城形制突破方形传统，大体上由南唐旧城、东南部皇宫区和城北军卫区3个区域叠加而成。此时是南京老城内河水系最为丰沛的时期，城内新开有皇城、宫城濠及城南小运河，余皆旧河重浚，水系网络全城[16]。都城水系因城市分区而具有不同的构型意义（表1d）。南唐旧城区沿用了历代水系，此时的内秦淮河因城南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夫子庙、学宫和江南贡院等文教设施附带而来的文化市场，其形态中心的意义被进一步强化，杨吴城濠由南唐都城的边界转化为城市分区的边界；东部皇宫区是填燕雀湖而建的，其中所开凿的水系均作为皇城和宫城边界。皇宫区在富贵山和秦淮河之间建立了新的南北向轴线，约为南偏西5度，这一轴线主导了皇宫区大部分水系的走势；城北军卫区将金川河水系首次纳入都城范围，但军卫区内主要是军营和少量住宅，水系虽起到了运输物资的作用，但并未对城市形态构型产生明显的影响。
4.民国时期
自民国之后，南京城市建设出现了重大变革。在国际城市规划潮流的影响下，现代城市规划开始产生并实施。这一时期南京出台了一系列城市规划文件，其中以1929年底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的《首都计划》最具影响力。随着科技的发展，《首都计划》认为“城内秦淮河既不便于运输，且将来道路改良，货物转运，亦无需及该河之必要，故只宜因利乘便，即取为游乐及宣泄之用”[17]。因此，这一时期老城内河水系在形态意义上主要表现为景观性的骨架。在《首都计划》的《公园与林荫大道系统》一章中，计划在老城内建设5座公园，并以林荫大道相联系，令整个南京“无异合为一大公园”（图8、图9）。将规划中的林荫大道与当时的老城水系相叠合，可以看到林荫大道实际上是沿内秦淮水系及其支流展开的带状公园（图10）。此外，《道路系统之规划》一章又提出“干道和林荫大道融合，更可表出城中之优点，同时更可增加往来者之愉快，故林荫大道两旁，在可能范围以内，皆设有干路与之平行”[18]，这实际上是在干道的布局上确定了水路相依的基本格局。由于经济力量有限，又受到战争的影响，民国时期的规划很多都没有落实，因此直至建国前夕，老城水系基本上还保持着明清时期的结构特征（表1e）。公园和各条林荫大道都未能完全按计划实施。但是，计划中意图与林荫大道相邻的很多城市干道相继建设，如今日的广州路、珠江路、龙蟠中路、建邺路、太平北路等（图11）。虽然目前在很多地段中，部分河道已被填盖，干道与河道之间为建设用地所隔离，但依然蕴含了优化的潜力。
5.新中国以来
1949年建国后在规划上表现出了全面继承既有水系的基本态度，客观上继承了水系在历史上的一些形态作用。随着国家经济形态的转型和城市规划工作组织方式的变化，老城内河的形态变迁表现为两个阶段：自1949至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土地市场缺失，城市建设不仅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反而要耗用宝贵的政府财政，因此政府对内河系统的填埋或建设都是以解决城市内涝为单一目标，而对水系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景观生态意义等问题关注较少。此时老城内河普遍淤塞衰败，污染严重，因此在市政建设中填盖了大量内河水系。如进香河于1958年被改为盖板沟，覆土植灌木花草，两侧筑路植树，成为现在的进香河路。在1958至1965年大搞爱国卫生运动中，政府发动群众、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填埋大小沟塘近千个，埋设沟管百余条[19]。此外，为金川河主流改道而增建一段河道，以缓解城北地区内涝问题。1978年后，经济形态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南京市规划局也正式成立。老城内河在生态、景观、历史文化和城市排涝等方面的多元价值受到重视。在城市历次总体规划和专项绿地规划中，强调“显山露水”的原则，以滨江、沿河、环湖绿带和道路轴线串联星罗棋布的景观资源[20]。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也显示出不断提升的对内秦淮河南段和历代护城水系的保护意识。但城市建设在修葺和保护老城内河的同时，也曾为缓解雨涝问题和道路建设而继续填埋了部分河段，如东吴运渎南段和九华山沟等。自2000年之后，老城内河及滨河地段的实际建设开始与多元化的价值观相并行，老城内河形成了稳定的结构（表1f）。
三.结论与启示
老城现状水系是其历史形态层叠的结果老城内河水系的层叠现象带来两方面的认知：首先，现状水系的分支和段落来源于不同时期。图12以水系进入城市建设范围的时期为准，标示了老城现状内河水系的形成时期分类。从中可见，老城内河水系多在古代建都时期开凿或疏浚而成，自民国时期后少有增设，只在1950年代因金川河主流改道工程增设一段；其次，老城内潜藏着大量已填埋或填盖的河道。图13中以虚线示意已不可见的河道，从中可以读取一些水系原有的完整结构。如内秦淮河ATTENTION北段止于洪武北路，但其原有结构应向西延伸直至与乌龙潭相接。这一河道原为南唐都城的护城河（杨吴城濠），标识了江宁府城的北界。内河水系与城市的交互方式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观念老城内河水系在每一个时期与城市形态的交互作用都存在具体的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在从古代向近现代过渡之时，水系的构型原则和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古代都城是封建政治和军事统治的产物，其选址和布局受到传统的都城营建制度和文化观念的综合影响[21]。这促使老城水系与城市的多重边界、主轴线等空间格局息息相关；近现代南京城市建设开始由城市规划进行控制和引导。同时，老城内河在军事防卫、生产生活、交通运输等方面功能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被取代。老城内河的形态价值不再是源于政治意图或实际用途，而是来自于城市公共生活对物质空间形态的诉求。内河水系逐步转化为城市的景观骨架，对城市道路和公共用地的布局产生影响。内河水系形态的分层呈现构成其深度解析的基础将老城内河形态进行分层呈现，除显示出水系形态的形成、发展和变迁外，更重要的是展现出水系与城市形态之间的交互影响。水系形态在层叠过程中所发生的强化、延续或衰亡现象，与其故有的构型意义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在分层呈现的基础上，至少可以在两方面作深入讨论：一是水系的构型作用是如何叠合的，这将揭示老城内河水系不同河段的形态价值，为水系及滨水地段的保护和利用提供思路。如作为形态边界的水系，应具有连续性，在展示上应与城防设施遗存相联系，其滨水区形态应显示出双岸差异；二是水系于宏观层面上的构型作用是如何向中观和微观层面渗透的，这将揭示内河水系与城市形态的交互作用是如何被居民感知的。如内秦淮河对南唐都城主轴线的控制作用实际上转化为水系与中华路的交接关系，更通过中华门瓮城强化了其水湾的形态定位意义。
作者：刘华 韩冬青 单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