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市场及政治因素的推动
从明末清初民窑青花山水艺术风格的产生动力本源来看，主要受到来自政治及市场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种种变革。首先，晚明时期官窑的衰败和颓废，导致明末大量原本履职官窑的工匠及画手流落民间。为了维持生计，这些人不得不重操旧业，以宫廷官窑的制瓷工艺从事民间瓷器生产制作。而这一变革实则给了当时的制瓷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脱离了传统官窑宫廷御制的范式规约，这些工匠和画师开始试探性地在绘制过程中加入一些新的变化，使得这一时期的民窑瓷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洒脱的绘画特点。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革，晚明时期民窑在官窑文化的持续式微背景下，逐渐发展成为主流。而此时，外贸出口也在逐步扩大，明朝政府逐步放宽了海上出口交易的条件，而当时西方对中国瓷器的市场需求量是巨大的。同时，国内对于瓷器的市场需求亦是极大的，使得大量民间的收藏购买变得极为盛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的制瓷行业。在这种商业环境的多重影响下，民窑的制瓷工艺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和飞跃。其次，到了清代初期，由于部分地区仍存在明朝的残存势力，皇帝一直难以找到很好的办法来分解这些势力。因此，清初对于汉文化是存在严格排斥的，以至于诸多前朝的文人、士大夫无法施展才华，便纷纷隐居山林，开始了抚琴入画、吟风弄月的生活。这使得当时的山水画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随着明代反清势力的逐步削弱，许多前朝官员眼看大势已去，亦纷纷卸甲归田，过起了吟诗作画、与世无争的生活。而康熙皇帝看到这种场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崇这种山水画风，以削弱反清势力的斗争意志。也正是由于这样内外并举的双重因素的影响，使得当时崇尚野逸风格的山水题材得到了迅速蓬勃的发展。
2文人画派的重要影响
从明末清初民窑青花山水的产生时代背景来看，这一时期恰恰是众多瓷上绘画表现形式广泛吸收借鉴的阶段。而对于这一时期的人物、花鸟题材而言，其所借鉴的途径和形式亦与山水题材不同。由于在此之前，另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木刻版画在民间极为盛行，这种表现形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人物及花鸟题材。到了清代，这种特殊的表现手法往往成为瓷上绘画的重要借鉴对象。但这一时期的山水题材却难以找到与瓷上绘画形式较为一致的表现形式，而恰恰此时纸上绘画中的山水风格特点在形式和思想上均满足了这一时期民窑青花山水的“摹古”审美精神追求，这便引起了其对于前者表现特点的主动吸收借鉴。继而将这种原本体现在纸上绘画中的仿古特点转而汇聚到瓷上绘画之中，成就了其蔚为壮观的独特审美文化。从艺术面貌的变化特点来看，以董其昌、巨然、八大山人等为代表的文人画派书画家的审美思想及精神对当时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是巨大的。事实上，这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青花山水本身，而是在同类的艺术形式中皆有体现。当元青花人物及花鸟题材已经达到十分高超的艺术水准时，山水题材才刚刚萌芽。而到了明代，尤其是永乐、宣德年间，开始出现一些相对独立的青花山水瓷画。这一时期的青花山水虽在表现形式上略有进步，但绝大多数在题材表现特点上缺乏文化意味。其在表达的初衷上并非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审美思想表达，因而虽空有气势，却无较深的文化内涵及韵致的意境。而直到明代晚期以及清代初期，随着创作者个人文化精神修养程度的不断提升，以及人们对于青花山水审美要求的提高，一些具有模仿宋元山水性质的青花山水作品开始陆续出现。而对于文人画的形式和思想的借鉴，也为青花山水的发展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
3审美观念的转变———以李贽的心学为代表
除了上述由于明末清初民窑青花山水自身的艺术特点所发生的重要变革之外，明清时期的审美思想意识及哲学理念亦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明朝时期的著名心学代表人物李贽，倡导“童心”思想:“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人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艺术的创造是心无杂念、涤除玄览，它是老子哲学的一种延续，也是明代王阳明心学的一种阐释和发展。除此之外，明朝时期的嘉靖皇帝、万历皇帝皆好黄老之术，这使得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的理性思维方式格局被打破，崇尚感性思维方式的心学亦在这时崛起。于是导致这一时期艺术的发展不再重点强调可见可闻的客观物象的现实性表现，而更多的是以表达作者自身的思维情感存在方式为主导的。套用李贽的“童子”学派观点来说，即便不是童子之新，却也不是受世俗荼毒侵染的俗家之心，而是来自作者内心最深处的真情实感，是一种真实感性因素的自由发挥。这恰好符合文人的审美情趣和表现意志，因而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文人画派的广泛追捧。从影响程度来看，李贽的心学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哲学及美学基础，以致影响了当时众多主流工艺及绘画表现形式。其中，民窑青花山水的自由开放式发挥亦是在这种审美思想及美学品质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作者：秦毅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