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设计
1．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本研究将被解释变量定义为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状况。为便于统计与分析，将就业状况分为就业与未就业两种(就业为1，未就业为0)。选取三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1)个人因素，主要包括性别、身体素质、文化程度、个人本土就业意愿、培训经历、婚姻状况、技术水平、社会资本8个方面，个人因素也是识别新生代农民就业差异的基本维度。(2)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本土就业意愿、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社会资本状况4个方面，家庭因素作为新生代农民的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其就业重要因素。(3)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土地承包与流转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就业培训制度4个方面，农村社会发展的外部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动机的重要诱因。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本土就业的新生代农民，指的是被调查对象户籍在农村，且以自己户籍隶属的市(县、镇、乡、行政村)为常住地，包括留守新生代农民、返乡农民工。本研究原始数据来源于2011年对广西罗城县、武鸣县、恭城县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调查数据进行的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50份，回收有效问卷608份，有效回收率为81．1%。其中，罗城县、武鸣县、恭城县三地的调查对象人数分别为270人、212人和126人，所占比例分别为44．4%、34．8%和20．8%。女性278人，占45%，男性330人，占55%。未婚或无配偶的有186人，占30．6%，已婚或有配偶的有402人，占69．4%。文化程度分别为:小学及以下32人，占5．3%;初中304人，占50%;高中134人，占22%;中专或技校72人，占11．8%;大专及以上76人，占10．9%。2．实证方法。首先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三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通过交叉表分析和卡方检验，筛选出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状况有影响的变量;再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确定筛选的变量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影响程度。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及外部因素都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状况有重要影响。1.个人因素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影响。在个人因素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性别、身体素质、教育程度、个人本土就业意愿、技术水平、培训经历与本土就业均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由表1可知，相对女性而言，男性就业是女性就业的1．7倍;身体素质中等的就业发生比是身体素质差的2．6倍，身体素质优良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是身体素质差的1．4倍;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或技校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分别是大专及以上就业发生比的0．2、0．5、0．8、1．6倍;中等技术水平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生比是技术水平低等的1．5倍，拥有高级技术水平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生比是低级技术水平就业发生比的3．4倍;参加过专业培训的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生比是未参加过任何培训的1．6倍;愿意本土就业的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生比是不倾向于本土就业的3．8倍。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性别、身体素质是影响其本土就业的基础性因素，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意愿、教育程度、技术水平及培训经历则是影响其本土就业的决定性因素。就性别而言，相对于农村和小城镇的就业需求结构而言，男性的就业适应性与就业能力更强，这也与男性的身体素质有关。此外，新生代女性农民更多地将承担生育与家庭护理职责，其就业意愿、有效就业供给能力均显著低于男性。身体素质好的新生代农民就业能力更强，更容易在就业竞争中取得成功。需要指出的是，体形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可小觑［7］。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意愿越强，就业动机越大，调动就业资源的积极性越高，其就业发生比也越高。教育程度、技术水平以及培训经历是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体现，人力资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就业结构，并决定收入水平。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有效手段，也具有极强的反贫困效果［8］。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并非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发生比就越高，中专或技校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高于大专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2.家庭因素。从表1可以看出，家庭经济状况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状况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富裕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是家庭不富裕的新生代农民的就业发生比的2．9倍，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是家庭不富裕的新生代农民就业发生比的1．4倍。一般而言，家庭经济状况作为新生代农民成长的生活环境，将对新生代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积累、就业结构选择等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新生代农民先天获得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就越多，在后天人力资本投资强度、社会资本获取能力方面也将获取一定的优势，在同龄新生代农民就业准入时拥有优于家庭经济状况差的资质，他们在就业过程中获得必要的物质支持，使他们掌握更多的就业信息及相关的社会资源［9］，其就业搜集能力、就业选择空间、就业迁移能力等也较强，因而，家庭经济状况好的新生代农民就业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越大。3.外部因素。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否对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情况下，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发生比是不健全或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状况下就业发生比的0．7倍。社会保障制度是新生代农民生活的外部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就业幸福指数、城乡两地就业意愿等均将产生较大影响。实践表明，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有利于提升农民生活的幸福感。更进一步讲，这种幸福感对于新生代农民克服就业过程中的辛苦压抑感以及低端就业的挫败感有重要的缓冲作用。
三、广西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特点
1.就业的空间结构狭小。就业空间结构主要反映就业主体职业获取能力以及活动半径。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空间结构按就业地域活动范围及所占比例划分，可以依次分为本自然村与相邻自然村间未出本行政村(10．54%)、本行政村与相邻行政村之间未出本城镇(46．19%)、本城镇与相邻城镇之间未出本地级市(31．58%)、本地级市与相邻地级市之间未出本省(7．03)、跨省(4．66%)。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地域活动范围在本行政村与相邻行政村之间未出本城镇的比例达到46．19%，累计所占比例高达89．46%。表明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活动范围相对狭小，这与农村地区道桥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能力较弱以及农村劳动力分布特点。当然，这里也涵盖了新生代农民的恋家情结、孝道等文化含义。调查显示，部分新生代农民之所以愿意留在农村就业，就是因为离家近，好照顾家庭，也能通过代际影响，形成大家庭的规模效应，缩减生活成本，增加家庭幸福感。2．就业以第二产业为主。就业的产业结构主要反映的是就业主体职业技能与自身素养对职业的获取能力与选择能力。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产业结构按第一、二、三产业及细分产业所占比例划分，依次分为第一产业就业(14．83%)，包括粮食生产、蔬菜瓜果药材等经济作物种植、养殖业。需要指出的是，约有八成从事农业的新生代农民是由父辈带领，约六成的新生代农民对所从事的农业表示出较为浓厚的兴趣。第二产业就业(55．44%)，包括建筑业、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第三产业就业(29．73%)，包括交通运输业、批发业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业。留守新生代农民第二产业就业比例占比过半，第三产业就业约占三成，表明留守新生代农民就业以第二产业为主，但第三产业就业容量也不可小视。新生代农民虽留守本土，但非农就业已超过八成，当然其中仍有非农就业为主兼业农业的情形。但第二产业中以建筑业等为主要就业方向，这与农村地区近十年来的建房高峰有关。3．本土就业收入提高。就业收入结构主要反映就业主体职业获取能力以及就业质量状况。新生代农民本土就业的收入结构性别差异较大，其中男性的收入要明显高于女性。男性收入结构呈现梭子形态分布，以1600－1800元/月为梭身，平均月工资达到1750元;女性则呈现手榴弹形态分布，1000－1800元/月占比高达八成，1800－4000元/月约占两成，平均月工资达到1500元。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资分布结构与就业结构有直接的关联关系，与社会价值观和利他价值观也有一定的关联［10］。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就业工资收入结构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其生活水平，因为农村兼业较为普遍，一个拥有一种或者多种技能的新生代农民不仅能专职从事一项职业，还能利用闲散之余从事更多更灵活的职业，以便弥补一项职业收入之不足。
四、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不断优化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人力资本结构、物质资本结构与知识技术等的耦合效率。建立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基础的人力资本补偿机制，保障农村人力资本有效供给。一是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原则，中央政府、省(市)政府应无偿向农村地区转移供给相当量的公共物品，改善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环境，重点巩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增加新生代农民学习、在职继续教育的机会;二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基点，切实把农村教育放在超前发展的位置，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在巩固农村基础教育的基础上，提高职业教育经费占当地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11］。三是加大农村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财政支持力度，推行农村人力资本“师范化”培养模式，不断完善农林、师范、医学等学科领域免费培养制度，保证农村专业技术人才的持续供给。第二，扎实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新生代农民的就业环境将稳步改善、幸福感大幅提升［12］。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而言，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在满足需求和保持积极进取的社会态度方面，效果是不同的。调查显示，在各类社会保障制度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改善新生代农民生活状况和社会态度效果最为明显［13］。此外，新生代农民对失业保险制度的诉求也较为强烈，而对明晰的养老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等的要求，相比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则相对较弱。此外，优化区域环境、家庭创业环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创业也是就业的重要源泉。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是要强化农村地区道桥建设，提升新生代农民本土创业与就业的空间活动能力。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金融制度、财税制度等制度改革，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税收、扶贫等手段［14］，促进区域环境、农民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优化新生代农民创业的外部环境。
作者：岳雪莲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