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赛珍珠，首位凭借中国题材作品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毕生书写中国故事，致力于向西方阐释中国，在美国被誉为中国问题权威。正是由于她的文学作品，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让一代代美国人以同情且较为公允的目光关注着中国，为中美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同样，赛珍珠借助创作，把中国文化向西方世界进行传播和推广。在跨文化传播的伟业中，赛珍珠肩负起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介双重角色，她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对中国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展示与传播。
1中国情结
传播学权威拉斯韦尔提出“5W”传播模式，五个基本要素构成传播学研究中的五个基本内容，即传播主体（控制分析）——讯息（内容分析）——媒介（媒介分析）——受众（受众分析）——效果（效果分析）。作为传播主体的赛珍珠，以中国题材故事为讯息，通过文学作品这一媒介，传播给西方受众，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赛珍珠在襁褓中就被父母带到中国，在中国接受了初等教育，自孩提时代起，她就受教于前清秀才孔先生，熟知儒家的伦理观念。她一家从未居住在秩序井然的外国租界，而是和中国普通百姓混居一起，了解熟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赛珍珠在庐山牯岭生活多年，庐山上修建的儒释道的庙宇承载中国千年的文化积淀，传教士的背景使之具有丰富的有关中国民间生活的知识，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共同模塑出赛珍珠的中国文化特性。而其骨子里流淌的美国血液，来自家庭的西方文化熏陶以及在美所受的高等教育等背景则带给了她西方文化特性。文化混血儿——这一独特的文化身份使得赛珍珠评判中国文化的眼光超越她同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西方学者，前者拘泥于中西文化优劣之争的一元论，后者常以西方文化本位态度审视异质文化。赛珍珠以更加客观的文化精神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藏和糟粕。因此，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符合传播学上“信源可信性”标准。赛珍珠以写作为自己的主业，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在中美文坛乃至世界范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大地》是美国小说史上最著名的畅销书之一，荣获普利策奖、豪厄尔斯最佳小说奖，还是赛珍珠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因素，同名改编电影风靡世界，观影人数达到6500万人。几乎所有书写或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如史景迁、费正清、韩德、伊罗生等史学家都在其论著中提到影响了西方中国观的《大地》［1］。作为一名主要书写异族，而文学观又面向大众的女性作家，赛珍珠对后来的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华裔知名女作家汤亭亭说，赛珍珠以“如此的同情和感同身受”呈现中国角色，让她了解了她的父母，让她了解了在美华人的先祖和他们的社会［2］。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也说道：“她‘误导’了我……使我以为所有作家在书写他者文化时都是充满同情的，感同身受的，诚实而率直的。”［2］赛珍珠是她所处时代的中国通，其权威性不仅建立在《大地》上，她还是广受欢迎、享有盛誉的畅销书作家、时评家、演讲家，社会活动家，以其对中国的独特理解和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达到了一定的影响力、普及率和认可度。
2巨大贡献
从广义上来讲，媒介是指一切能使双方发生关系或联系的人和事物。从狭义上说，媒介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必须借助的物质载体，它可以是如信件、电话等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媒介，也可以是像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3］。赛珍珠以其中国题材的创作为媒介传播中国文化。赛珍珠最伟大的贡献是颠覆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在赛珍珠于1930年代出版《大地》等系列中国题材小说走上美国民众视野之前，美国的中国形象主要来自传教士、作家、政客以及在美中国文化飞地——唐人街。中国仿佛是存在天边的乌托邦，是神秘、异国风情、浪漫的代名词。这一观点与《马克•波罗游记》一脉相承，从美国建国伊始，1784年2月，费城始发的“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启航首次前往广州，揭开了中美贸易的序幕。而中美的文化交流则始于19世纪初叶，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和他们在中国从事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活动为标志。其中，名气最大的是19世纪末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1845—1932），他在鲁西北传教30年，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代表作是《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Characteristics），此书被认为是19世纪有关中国国民性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位列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书之首，而且是各大学有关远东课程的必读书。明恩溥从中国人的生理、心理、品行和伦理四方面提炼出中国人的26个特点，其中18个代表了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包括：爱面子、讲究规矩、缺乏时间观念、缺乏精确性、误解的天性、拐弯抹角的伎俩、圆滑、思维混乱、没有紧迫感、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不在乎舒适和便利、缺乏同情心、互相猜疑、缺乏真诚、多神和泛神崇拜及信奉无神论等［4］。明恩溥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在华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看法。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最初产生于19世纪末，当时的美国人将留着大辫子的“苦力”形象作为华人独特身份的标志，旋即在美国文学中出现另一个华人形象——“异教徒中国佬”，源自西部边疆小说家布莱特•哈特1890年发表的一首讽刺诗《诚恳的詹姆斯的老实话》（PlainLanguagefromTruthfulJames）。诗中描绘了一个外表老实内心却十分奸诈的华人赌徒阿新（AhSin）如何出老千赢得赌局的故事，诗中一句“低贱的华人毁了我们”（WeareruinedbycheapChinese），成为了白人排华的口号。傅满洲，是1913年由英国作家萨克斯•洛莫尔首创的一个阴险狡诈的海外华人形象，被视为“黄祸”邪魔，他集聚整个东方民族的神秘、残忍、狡猾和奸诈于一身，恶贯满盈，但每次都侥幸逃脱。1929年，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拍摄了第一部《傅满洲》电影——《傅满洲的面具》。影片的宣传单写到：“他的手指一动就是一个威胁，他的眉梢一挑就是一个恶兆，他的斜眼一眨就是一种恐怖。”在电影海报上，白人男女主角都被画成在傅满洲的巨影之下吓得缩成一团，傅满洲的人像高高矗立，笼罩住了他们渺小的人影［5］。与“黄祸邪魔”相比，另一个知名的华人形象大侦探陈查理，显得较为正面。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DerrBiggers）1925年出版的陈查理系列小说中塑造的角色。在他身上，虽有东方智慧正义的一面，但主要还是一个沉默寡言、口齿不清、神秘莫测、经常引用些古怪的中国谚语的华人形象。从异教徒阿新到黄祸邪魔傅满洲，再到伪英雄陈查理，主流的美国的中国形象都是负面消极，真正以平等且实事求是的态度书写中国人和中国事，并以积极正面的中国人形象走进千万美国人心中的是赛珍珠的《大地》、《龙子》等小说。赛珍珠的中国题材小说主要借助于传统的纸质媒介尤其是书籍为载体，同时也有部分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舞台，影响面更大，如抗日神剧——《龙子》，极具感染力，激励了许多美国士兵奔赴中国抗日战场，在网络技术蓬勃发展起来之后，借助网络的推波助澜，赛珍珠作品达于天下所能达之处，使得中国文化更快、更广传播。赛珍珠的传播策略也独具匠心，她在创作时常考虑的是如何使作品吸引外国读者，涉及三点：一是要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这是小说美学的关键，因此她必须有效消除中国文化对情感效应的阻碍，从百年来中国文化被浪漫化、异类化、妖魔化的传统中突围；其二是满足美国在新时代其国民对世界知识的渴望，但同样要避开异质文化因子的干扰，而且不能像学术专著那样枯燥；其三是打通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传统之间共同的价值通道，让读者感受到人类共同的困境与欣悦，赋予中国角色以现代性概念中的个体“人”的身份与西方读者共历“人”的一切［1］。
3细说中国文化
从早期描写中国女子婚姻家庭生活的《东风•西风》，到中国农民三世同堂的家世小说《大地三部曲》，再到抗日战争小说《龙子》和中国封建大家庭故事《群芳亭》，及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北京来信》和《梁太太的三个女儿》，还有非小说题材创作，如《东方的烹调书籍》，自传《我的中国世界》，《帝国女皇》和在杂志发表的多篇政论文，如《现代中国的创新精神》、《自由中国行动起来》等，虽然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等历经了演变，但无论是介绍中国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群体的主题也好，反映的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的主题也好，还是对中国抗战和政治道路选择的主题也好，都没有脱离过中国文化这个母体。根据文化的“三结构”理论划分，赛珍珠创作中蕴涵的中国文化可以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加以阐释。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如丝绸、瓷器、中国菜肴、风筝、观音、建筑、书法等在她的创作中比比皆是。在《中国之美》中，赛珍珠如数家珍般讲述琳琅满目的丝绸，气势森严的古典建筑，巧夺天工的雕花檀木椅子，高悬墙上典雅的丝绸卷轴古画，古色古香的家藏瓷器等。在《大地》中，描绘了中国的婚礼、丧葬、祭神、庆生等习俗，还反映了中国的茶文化。而翻译《水浒传》，这一中国民俗百科全书，更是把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介绍到西方。在制度文化层面，赛珍珠创作中体现出的中国文化最为典型的是婚姻制度和科举制。在《大地》中，王龙娶妻是依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后要“夫妇合”，但这种“夫妇合”是建立在“妻从夫”的片面服从关系上。封建社会为了维护父权家长制的利益，给妇女戴上三从四德的镣铐。阿兰终生操劳，任劳任怨，王龙发家后嫌其貌丑，娶了妓女荷花做妾，她也无权干涉。旧社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见一斑。父权家长制还导致中国人“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中国农村过去存在的溺婴现象在小说中展现，阿兰亲手溺死刚生下的女儿。王龙送三个儿子去读书，却不送女儿读书，他相信，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还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东风•西风》中，母亲教导即将出嫁的女儿——女为悦己者容，含着泪水把女儿的脚裹成三寸金莲，为的是博得未来夫君的欢心，更重要的是，多生子嗣，添丁进口。秉持老观念的父亲对儿子找了一位洋媳妇怒不可遏，认为儿子大逆不道，违背祖训，把他扫地出门，取消了他的财产继承权。在《我的中国世界》中她推崇中国的科举制，认为这种唯才是举的考试制度，基于儒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宗旨与“有教无类”的公平原则，相比于任人唯亲是一大进步，而且也比英国的世袭制公平，因为它鼓励年青人发奋读书考取功名，有利于国家招募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此外，赛珍珠的作品还体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感情和民族性格等精神文化。其中，较为集中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孝道和恋土情结。中国的孝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要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就必须认识中国的孝道。孔子的孝指“孝、悌、忠、信”，孝悌就是规范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即家庭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忠信也是规范人际关系，涵盖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人际交往。《大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孝道文化。落荒逃难路上，乞讨来的食物要先给老父亲；王龙清早起床首要的事是烧水为父亲煮茶；父亲责骂他是一句也不还口；好赌的叔父来借钱，实为有借无还，王龙还是给了他钱。老秦对王龙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赢得了王龙的信任。恋土情结与中国几千年来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的传统息息相关。土地是农民最宝贵的生产资料，农民的所得几乎全部来自于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对土地的崇拜升华到一种宗教般的虔诚，突出表现为“土地神”信仰。《大地》中王龙在旱灾面前，穷途末路，全部家当都卖掉，但却不舍得卖掉土地，因为只要有地在，就留住了根，就有希望从头再来。在获取意外之财时，他首先便是买下羡慕已久的地主家的肥田，待到资产丰裕时，更是广置田产。当已是暮年的王龙听见儿子们在商量在他死后卖地时，他流着泪说：“一个家要是到了卖地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家要完了。”在接妻子阿兰回家的路上，夫妻祭拜土地公公。新年时，买来红纸细心为土地神裁剪新衣服。凡家中遇到添丁进口、建房修坟或有人生病，都要祭祀土地神，乞求保佑［6］。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敬畏之情。
4传播真善美
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根本，西方文化以宗教为根本，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博爱”。“仁”与“博爱”揭示出中西文化的交集和实质。人类文化的旨归和文化传播的目的就是宣扬爱，相互包容、理解、守望相助从而使全世界和谐共存。文化学者余秋雨指出：“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7］由此可见，爱和善良是“文化”与“传播”的交集点。这也是赛珍珠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希望达到的传播效果和目标。对于中国文化的优和劣，赛珍珠做出较为客观的评判，她在作品中充分表达了一种“文化和合主义”观念：文化差异是永远存在的，但中西方人可以超越文化的差异而走向互补和融合的明天。在《群芳亭》中，吴太太在遇到传教士安德鲁之前，自私、独断专行，把秋明买来安排给吴老爷做妾，也丝毫不觉有愧，但安德鲁以其博爱、宽容、仁慈的心和善行打动了吴太太，使她明白有一颗爱心才是真正使人快乐的事，西方的先进思想成功改造了中国落后的思维。在《同胞》中，梁吉姆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他生在美国，却没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他以毕生所学医疗技术致力于医治穷苦中国百姓，在时局动荡、战火纷飞的年代，毅然扎根在中国农村。早在美国，他就向往历史悠久的祖国，他时常望着横跨在哈得逊河上的乔治•华盛顿大桥，想象着跨越大洋通往中国的桥梁。桥的意象出现具有明显的指涉性，指代一座沟通中西文化文明交流的桥梁。而赛珍珠则渴望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传播的实质是共享。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戈德指出：“传播就是使原来为一人或多数人所独有的化为两个或更多人所共有的过程。”传播学权威威尔伯•施拉姆也认为：“传播关系即意味着共享那些信息和导致一种彼此的了解。”［8］透过赛珍珠创作的作品，我们看到她对文化传播所做的种种努力。只有当各种文化和谐共存、各种文明和平共享的时候，天下一家的愿景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黄剑 涂雨晨 单位：南昌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