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定位，为大学和人才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1．通过立法等形式，准确定位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美国高等教育管理是典型的分权制。美国国会规定，只要各州不违反宪法的总原则，凡是宪法中没有提到的具体事务都由各州自行决定，联邦政府不予干涉。教育就是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的领域，美国的教育事业，包括高等教育皆由各州主持。(参见MartinJFinkelstein在武汉大学的讲座《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州立大学的运行资金主要来源于州政府，大学与州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州政府、议会、法院等公权力对大学内部权力架构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州立大学董事会的组成形式及其运行上，他们对大学具体事务并不干预，比如大学的入学标准、招生、学位的授予条件、教师资格的确认、学生后勤管理等等。美国州立大学董事会的组织模式非常独特，董事会的成员由州政府任命或公众推选，大多数人是政府官员、企业家或其他社会名流。他们对大学的学术事务干涉较少，只把握大政方针。更重要的是，他们虽然更多地代表州政府，但往往能够站在全局立场上，考虑各方面利益之间的平衡。当然，随着大学的发展，教授与学生参与学术活动和管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校长和董事不再是大学中唯一说话的人，许多专家、学者、教授都保持着自身在本专业中的学术独立性。另外，在美国大学体系中，州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地位同等重要。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大学外部关系上，私立大学在人事和财务、教学和研究事务上都拥有比较完全的自主权，而州立大学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州政府的控制。德国是联邦国家，其16个州在高等教育领域享有独立的教育立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它们是大学的当然投资人。为保证各州高等教育发展基本协调一致，德国《基本法》于1969年开始赋予联邦政府以高等教育原则立法权。1976年1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第一部《高等学校总纲法》，并于1998年8月20日进行了最新一次的修订。州政府对本州高等教育的发展负有全面的责任。一方面，州政府按照德国联邦《高等学校总纲法》对高等学校进行管理，包括人事、财务、招生规模等，行政色彩浓厚;另一方面，德国大学拥有强大的学术自治传统，州政府不干涉教授具体的学术事务，基层教授拥有强势学术资本，可越过学校直接从政府获得资源，对学校依赖程度较低。由此形成德国“哑铃”式高等教育权力结构。但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德国联邦制改革的深入，本世纪以来，德国州政府对大学的实质性管理正在向高校自治转变。《高等学校总纲法》于2008年10月被终结，标志着德国高等教育领域在去行政化、增强大学发展自主性等方面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是德国高等教育自由与自治政策重要体现。例如，北威州主管高等教育的创新与科研部以《高校自治法》取代了原《高等教育法》，并于2007年1月1日正式实施。法案对该州的大学治理产生的主要影响表现在:一是体制上，高校只保留公法人角色，州政府放弃对高校实施的业务监管，大量的管理权限移交给高校;二是人事上，高校可以独自任命教授和聘用职员，而不再是由州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长负责;三是财政上，州政府仍为办学主体，但学校财政应完全脱离州政府的财政预算，可采用商业化财务管理，州审计署行使监督权。学校享有一定的财政权;四是管理上，高校可自由组建或合建企业，如果高校倒闭，州政府将接管在职员工并保障所有注册学生完成学业;五是组织上，在高校构造一个崭新而强大的领导层，校长委员会成员允许是校外人士，校长职业化，新设一个高校委员会，其成员至少半数为校外人士，该委员会具有四方面强大的权力。
2．高等教育的市场取向，为大学及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所谓市场取向，是指大学作为独立法人，直接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自主办学，即大学依靠的对象，不是政府或别的机构，而是市场。从中世纪大学开始至今，影响大学命运的外部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政府、教会和市场。洪堡以前的大学，尽管号称为“自治”组织，但为了生存及获得生存所必需的权力与资源，始终在政府与教会之间摇摆而发展缓慢;洪堡建立柏林大学，声称大学应当为国家服务一头扎进政府的怀抱，从而获得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使大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国家财政宽裕则大学兴旺，国家财政紧缩则大学举步维艰。美国高等教育的兴起，先于美国国家的形成;而“美国”历史的开端，正是人类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与当今取得的成就，以及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证实了走市场化道路是西方国家大学发展的最佳选择。戴维•拉伯雷在《复杂结构造就的自主成长:美国高等教育崛起原因》一文中，列举了一系列数据，用来说明这个问题。作为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有9所大学，英国有2所;到美国内战时期，美国大学猛增到250所;1880年时，英国只有4所大学，而美国仅俄亥俄州就有37所大学。他引用特罗的话说:“1910年，美国大学的数量已接近1000所，学生达到300万。同一时期，法国只有16所大学，在校学生大约为4万，仅相当于美国大学教员的数量”。欧陆的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学没有直接面向市场。［2］高等教育的市场取向，对大学至少产生以下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大学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源从市场而非政府获得。在美国，政府拨款比重不大，美国大学依赖的对象更多是消费者。市场取向使美国大学常常可以不依靠政府而能保持自主。即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绝大多数收入来自于市场，包括科研投资、专利、销售、服务、捐赠、赞助和学费等，这些收入几乎都不在州政府的控制范围。其中学费收入占有较大比例。18～19世纪，美国大学的市场收入主要来自学费;整个20世纪，学费在高等教育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大概在20%～25%之间。20世纪末，私立大学的总收入有28%来自学费，公立大学的比率是19%。二是，市场规则和市场引导力促进了大学灵活而富有理性办学机制的形成。面对市场，大学不是简单地适应，而是善于利用完善的市场机制，特别是借助和利用市场规则的力量，理性地处理大学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大学特有的发展机制和管理模式。例如，调整学费及教员薪酬时，美国大学必须根据自己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等级，理性地分析大学现有的或想占取多少市场份额。此外，美国大学还组建了有效的科研管理与市场开拓机构，苦心经营委托人和捐赠者提供的项目与经费，以便实现收益最大化。三是，市场的多变锻炼了大学对环境的反应和行动力。靠市场获取大学发展所需的资源，意味着美国大学一直处于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因此许多时候，常常需要依靠一线教学科研人员、管理者及董事会的成员们长期以来面对激烈的竞争而形成的“企业家直觉”，形成适宜的管理、组织和课程模式等，允许或正式授权领导人能够以企业家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开拓教育市场，并与其他大学展开竞争。这使大学成为敏捷的行动者:必须努力吸引、留住学生;了解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只要消费者及社会条件一发生变化，就得迅速做出调整;必须善于赢得投资、捐赠及其他收入。
3．巨大的第三方组织，为大学及其教师赢得不容置疑的学术地位(1)美国:强大的教育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有学者又称之为战略联盟，主要包括:大学管理者和大学科学家、各类协会、雇用的专业说客等。美国有几百个代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和学院的高等教育利益集团。高等教育利益集团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对政府施加政治影响，影响其政治决策，如学生资助政策、科研资助政策等;95%以上的教育利益集团在华盛顿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并派驻代表，为各自不同的目标游说政府。游说不以获得经费资助为主要目标，更多是抵制联邦政府介入到高等教育事务中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益集团参与政策过程的活动日益频繁，其策略也日臻成熟。据估计，在美国约有4～5万人在华盛顿以不同方式从事不同目的的游说活动，在华盛顿注册的游说公司达3700家之多。在首都华盛顿的高等教育利益集团中，被公认为地位最重要，对政策决策影响最大的“六巨头”是:全国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协会、全国独立学院及大学协会(AAC)、美国大学联合会(AAU)、美国教育委员会、美国社区学院协会(AACC)和美国州立学院和大学协会。［3］152－154(2)德国:独立而具有权威的中介组织除法律外，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共同任务”与州政府进行合作，协调高校发展的主要机构有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大学校长联席会议及联邦和各州教育规划和促进科研委员会等。高校发展的重要咨询机构是科学评议会，有关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方针方案通常要由该机构事先从专家的角度做出评议，发表意见和建议。一般认为，德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有如下几个:一是大学校长协会。大学校长协会(HＲK)是大学和其它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个自愿性组织，代表高等学校的利益。大学校长协会的重要工作目标之一就是对联邦和州政府的高等教育决策、管理和立法工作，提供政策咨询等。二是科学委员会。科学委员会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一个咨询性机构。它既是科学家与决策者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组织，又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组织。其主要职责是:从内容和结构上，对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发展提出建议，包括新大学的建设。三是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是促进德国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机构，该机构为非政府组织，活动经费主要由国家提供，所有大学都是其成员。此外，在德国，还存在许多教育协商、咨询、协调和合作机构等其他教育中介组织，它们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们一般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充当着学校和政府间的“缓冲器”，既有利于维护高校的自由，国家又能施加影响。这种模式为许多国家所借鉴和模仿。
二、市场化导向的科技政策，为大学高水平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有利条件
科技政策，包括政策导向、项目申请方式、经费规模、国家实验室托管等直接影响到大学实验室、研究设备等硬件设施建设和价值观念、管理模式等软件的变化;直接影响人才队伍的学术水平、社会地位提升和大学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1．美国联邦科技资助政策的特点(1)大学是美国联邦政府科技执行体系的重要部分。美国高校集中了全美60%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高校的研发经费占全美研发总经费的比例相当高;而高校的研发有2/3以上属于基础研究，约占美国基础研究的半数。同时，许多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或研发中心，往往设在大学，并交由大学负责管理。(2)国家科研体系高度分权化。一是美国没有专门的科研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大学教授就是科研项目的执行人;二是美国没有制定统一的科技政策，而是采用多元分散的资助模式，由同行评议拨款、设立学术专项拨款等;三是联邦政府各部门都有各自的计划项目，各部门之间没有一个总的科研协调机构，由政府部门直接与大学和教授签订项目合同。(3)科研资助的间接成本补偿机制。美国大学的科研活动成本采取分类核算体制，即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分别核算。相关政府部门在资助大学的科研项目时往往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一并纳入资助范畴。美国大学的经费来源除捐赠和学费外，科研收入举足轻重。无论是公立研究型大学，还是私立研究型大学，美国政府都为大学系统的科研间接成本提供了完善的补偿渠道，这使得美国大学的科研活动常常处于良性可持续发展状态。
2．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资助规模、方式(1)美国对大学科研资助的规模。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在2007财政年度，全美国大学研究与产品开发总经费为494．31亿美元，其中来自联邦的经费为304．41亿美元，占61．6%，来自州政府的为31．45亿美元，占大学科研总收入的6．4%，来自企业界的科研资金钻总科研收入的5．4%，19．5%由大学自筹，其它收入来源占科研总收入的7．1%。同一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研总经费中有87．7%来自联邦政府，哥伦比亚大学为84．2%，哈佛大学为86．9%。可以说，联邦政府提供的科研经费，已经成为美国各世界一流大学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3］99(2)美国资助大学科研经费的主要方式。一是联邦政府部门提供的竞争性科研经费，集中流向了少数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高达80%的联邦政府科研经费分配给了被称为“巨型大学”的100所左右的研究型大学;二是联邦政府的国家科研平台的公共科研经费，主要为委托高校运营管理的国家实验室经费，用以间接资助大学的科研活动;三是州政府的经常性科研经费，主要是通过各类预算拨款方式，为州立大学提供科研辅助经费、科研基础设施经费和部分研究项目经费，这类经费往往只针对公立大学。
3．科技政策对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及其高水平人才队伍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一是刺激了一流大学的科研活动，与科研相关的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文献等获得迅速发展和补充，办学实力不断增强;二是科学研究促进了学科知识的分化，学科领域不断拓展，课程不断扩充和深化，从而使得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水平迅速提升;三是许多大学设立了研究教授职位，教师们从事科研活动的时间明显多于教学;而由于取得卓越的科研成果，大学的学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职业声誉，促进了学术职业的专业化，也因此吸引了更多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走上大学讲坛;四是深刻地影响了大学的价值观念，科学研究领先的大学逐渐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一流大学;五是大学内部组织结构与治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能为大学获取更多科研经费的学者，在大学决策和管理中的影响及地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大学对教师的聘任、评价和晋升标准产生了转变，促进了人才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等等。
三、国家利益至上的人才战略，为大学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拓宽了道路
国家的人才战略及其相关配套政策是否健全和完善，国家能否动用一切可使用的资源和手段猎取高水平人才，直接影响到大学吸引人才的数量、水平和渠道。
1．美国:国家猎头抢夺全球高水平人才，更多为大学所用长期以来，为争夺高水平人才，美国不惜采用军事手段;现在，美国国家猎头改以猎头公司等较为隐蔽和柔性的办法，专注于全世界的高端人才的搜寻，特别是帮助政府猎获关键人才和重点人才。其猎头公司的业务份额占全世界的60%左右，仅居世界前6位的人才猎头公司的年营业额就高达20亿美元。美国的国家猎头政策还体现在绿卡和移民政策上，例如在物理及化学领域赢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一半是外来移民;同时高标准地选拔、吸引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并想方设法使之留美工作。目前全世界每3个留学生就必有1个在美国，这些留学生毕业后留美不归的占60%以上。2013年，全美国留学生约66万中，中国留学生有12．4万人，约占留美学生总数的18．8%。［5］此外，通过重金支持科研和实验室建设，高价收买科研成果以及“人才本土化”政策等。［6］(2)国家猎头政策，为大学引进国外高水平人才开辟了道路，迅速提升了大学人才队伍的水平。历史上，二战时期法国沦陷后，美国即从逃往北非和葡萄牙的难民中，挑选有突出才能的科学家并帮助他们迁居美国。有关资料显示，至二战结束，迁居美国的科学家共有2000多人。仅1933～1940年从欧洲迁入美国的22名著名科学家中，就有20名直接来到16所美国大学工作，他们为美国后来科学的发展，也为美国大学成功转型为研究型大学作出重大的贡献。［7］目前，美国高等学校拥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约占全国总数的60%。在近20年美国所获得的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中，在大学工作的科学家占90%以上。
2．英德:更加灵活的人才政策，招揽各类高水平人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长期以来素有“科研在英国，开发在美国”的说法。英国在生物、医学、信息、金融、教育等领域可谓人才济济，仅剑桥大学诺贝尔奖得主就有78位，比欧盟一个大国的获奖总人数都要多得多。［8］英国政府规定:英联邦国家(如加、澳等国)的技术人才，不需要办理工作签证就可以在英国工作两年。为了更多、更广泛地吸引外来人才，英国政府近年来倡导“多元文化”及“多民族共存”策略。政府甚至把判别人才的权力下放到全英的著名跨国公司、科研机构等，它们拥有自行签发工作许可证的特殊权力。德国虽然属于对移民控制比较严格的国家，但面对国际人才竞争的大趋势，也相继推出了一些吸引人才的计划。［9］例如针对国内计算机人才的紧缺现象，提出“蓝卡”计划，为吸引高层次人才重新修订了移民法案(2011年)，以及针对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的“人才回归计划”等。其他重要的措施还有:通过设立“国际研究基金奖(2007年)”，采取积极政策，吸引全球优秀人才赴德国定居，遏制了人才流失的势头。洪堡基金会也是一个专门引进人才的机构，它制定了一系列人才吸引计划，其设立的洪堡基金奖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授给外国科学家的，以增强人才的吸引力。此外还有每年颁授的国际合作马克斯•普朗克研究奖、联邦总理奖学金计划等等。英国和德国的这些人才政策和措施，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四、学术资本主义深刻影响了大学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刺激了高水平人才的成长知识
能不能转化为资本，学术要不要进入市场，也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科研的趋向;政府的政策态度，如是否将新技术密集的国家实验室、研究机构、高新企业建设在大学周边，也直接影响到政产学合作的紧密程度和“三重螺旋结构”多赢局面的形成。
1．学术资本主义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风潮20世纪末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各国政府对全球市场份额的竞争加剧以及高等教育拨款政策的变化，打破了过去大学传统的专业工作模式。1997年，美国乔治亚大学的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通过对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这四国的高等教育与研发政策变化的考察，在《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中正式提出并阐释了“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指院校和教授为获取外部资金所表现出的市场行为或类似市场的行为。”［10］这里，市场行为指大学直接的营利活动包括专利申请、开办大学科技园、创立衍生公司、知识入股以及出售教育产品和服务等创收活动;类似市场的行为指院校和教师为获得外部资源提供者的资金而展开竞争，包括来自外部的拨款和项目合同、捐款以及学生的学杂费等。学术资本主义深刻影响了高等教育发展，并逐步在全球范围成为一股风潮。温正胞认为，与传统的高等教育“学术化生存”相反，学术资本主义是高等教育与市场联姻的“市场化生存”。“大部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公立大学都正在走向学术资本主义，并由在英语国家发生作用的相同的全球力量推动和拉动。”
2．学术资本主义影响了大学科学研究的趋向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利斯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大学及其教学科研人员，使得科研活动的趋向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一是与市场联系紧密的技术科学和领域日益受到重视;二是大学及科研院所等机构与跨国公司在产品开发、革新方面的合作日益密切;三是全球知识产权战略受到更多企业和国家的关注。具体地说:一方面，由于国家科技政策倾向于资助能带动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创新领域科研项目，致使大学科研的格局发生了转变。另一方面，国家对高校科研经费的削减也促使了高校对商业项目资金输入的需求;大学的一部分，与大学外的产业界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过去大学教授的名声主要来自出版重要论文，如今教授的成功主要来自于得到市场的肯定。企业以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也促使高校科研的组织形式、管理模式日趋发生转变，更多地表现出像企业一样追求最大利润的特质。高校开展的产学研一体化项目、创建信息产业科技园以及建立工业基地等活动，为高校参与市场活动提供了更便捷的途径。
3．学术资本主义促进了产学研的深度合作，刺激着大学与地方的互动发展产学研的深度合作，有以下几种模式:(1)美国科技工业园区模式20世纪50年代，随着高新技术的兴起和发展，美国工商界和政府部门为了利用大学的研究力量，开始把从事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实验室设在研究性大学周围，因此在一些大学周围便形成了高新技术密集区，统称“科技工业园区”。进入80年代，经济振兴又推动了科技工业园区的迅速发展。进入新世纪，美国的科技工业园区已超过150个，猛增了10倍以上。从其兴建方式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大学组建，如在特曼教授倡议下，由斯坦福大学于1951年兴建的“斯坦福研究园”，并由此带来了“硅谷”的崛起;二是由企业组建，如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沿波士顿128号公路兴办的“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三是由州政府组建，如北卡罗来纳州对发展高新技术有兴趣，于是选择了位于该州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杜克大学于20世纪60年代共同组建了“三角研究园”。此外，美国还有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科技工业园区，如依托著名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田纳西大学的“田纳西技术走廊”、依托著名的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亚特兰大高技术园”、由企业组建而成的佛罗里达电子工业带和由奥斯汀市政府全面协调的“奥斯汀高技术中心”等等。(2)英国剑桥模式1881年，剑桥大学的达尔文创办了剑桥科学仪器公司，是英国产学研合作的先驱。1896年，以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研究员W．G．Pye命名的Pye公司也随之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围绕剑桥大学逐步形成了科技工业园区，进入80年代，在剑桥地区涌现出了大量的高技术公司，这就是所谓的“剑桥现象”。目前，剑桥大学周围已有1000多家创新型公司，形成了以企业研发机构、高校研究机构和技术咨询机构为三大创新主体的独特产学研合作网络，剑桥地区和美国硅谷一样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代表。(3)德国Fraunhofer联合体模式德国在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取得的领先地位，是与它执着追求科技发明、高水平的教育以及高质量的产品紧密相连的。它的成功，有赖于产学研合作的有效推行，而Fraunhofer联合体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富有生命力的作用。Fraunhofer联合体于1949年在德国慕尼黑成立，目的是加速推进应用研究，在“二战”的废墟上重建德国经济。Fraunhofer联合体拥有41个研究所，服务对象是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其中来自企业界的合同主要包括解决具体问题或对新工艺进行评价和引进。Fraunhofer联合体以其公认的实际应用方面的成就，在德国乃至世界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它的成员获得了各种久负盛名的科学奖励和专利，在技术创新方面居领先地位。
五、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及其高水平人才队伍的几点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大学已成为影响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为此，许多国家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升为国家战略。20世纪末，我国提出了实施“985工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观点认为，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大学在硬件条件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赶超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和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最大、最核心的差距，是师资队伍;主要表现在师资的组成结构、水平、来源、评价与管理等诸多方面。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除了历史的、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外，还在于国家的人才制度与政策、经费支持力度以及大学的价值追求、发展目标、支撑条件和创新环境以及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全民思想共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作出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党管人才”等一系列重要战略和决策，并实施了“985工程”，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认为要进一步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上升为国家战略。引导全民深刻认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国家战略、政府行为、全民共襄的宏伟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事业。
2．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世界一流大学及高水平人才脱颖而出创设良好的法制环境。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准确定位大学与政府、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可借鉴德国做法，在公立大学试点建立教育法人基金会，政府保留对大学的法定监管，对大学实施间接管理，业务监管由法人基金会进行;另一方面，改变高校外部治理结构中管理主体单一的现象，开放大学治理结构，重视大学利益相关者、市场和社会第三方力量的利益诉求，将他们引入到大学治理结构中，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大学发展。
3．借鉴西方“国家猎头”的做法，继续深入推进国家“千人计划”等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党和政府亲自抓人才工作，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人才计划，这在本质上，类同于美国的国家猎头主义行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应继续深入推进重点人才计划，并借鉴美国“国家猎头”的一些做法，动用一切可使用的资源和手段，强化对全球高水平人才的吸引力度。一是全力打造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尽快改革和完善有关国籍、户籍、居留、出入境、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税收、科研管理等政策法规，打破人才引进的机制体制障碍;二是扩大人才引进范围，今后要从以“海归”为主，转变为“海归”与“洋人”并重，重点猎取国家急需的关键人才和重点人才，做足引进非华裔“洋人”的文章;三是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从“招”才转变为“猎”才，进一步增强“抢”“挖”意识，更多采取进攻性策略;四是采用多元化的引进方式，引人和引智并举，长期和短期皆可，多学科多行业领域或单一重点领域，刚性与柔性、显性和隐性结合等等，可不拘一格，灵活操作。
4．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科学设计高水平人才的聘用、晋升、评价、考核与激励等整套制度。重点设计好:(1)高水准的人才准入制度，综合考量应聘者的学历学位、教育背景、学术经历和能力;(2)“非升即走”的晋升制度，可试点进行、逐步展开，试点做好学术职务预备通道制度(类似美国Tenure－track)的设计与接口，妥善解决出局人员的出路;(3)以学术标准为核心的评价制度，为人才成长和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4)有效的考核激励制度，将考核与激励紧密结合，重点改革薪酬制度，可从高水平人才引进开始试点，改变一次性“重赏”并逐步建立起与大学预算水平相应的“一人一标准”的市场化薪酬体系。我国大学在当前的人才政策和制度环境下，也可以学科建设或科研合作等方式建设“人才特区”。
5．建立人才资源共享与合理流动机制，盘活人才、智力资源。我国人才的引进、使用、退出以及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常常受制于人才的产权归属、国家或地域性的户籍管理、人事管理、社会保障等，尤其是国(境)外人才的流动中遇到的问题更多。一是建立统一的人才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跟进关注重点引进人才，及时更新信息;二是搭建项目共享平台，创造有利于高层次人才跨区域、跨单位、跨学科组建创新团队的条件，盘活人才智力资源;三是完善、总结、推广江苏产业教授制度，建立校企之间高水平人才的共享机制，重点解决高等工程教育与实践脱节问题;四是破除人才共享与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制定人才共享与流动的配套政策。
6．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深度开展产学研合作和协同创新，形成人才高地与区位优势。美国的硅谷、英国的剑桥、德国的Fraunhofer联合体等，虽然创办主体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特点:一是政府积极的政策引导;二是在大学周边开展建设;三是依托大学，充分发挥大学作用;四是政产学紧密合作，形成了“三重螺旋结构”相互支撑、共创多赢局面。目前我国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体系尚在探索和起步阶段，更多表现为点对点的自由碰撞，存在服务面窄、形式单一、规模较小、层次不高、深度不够、方向性差、延续性弱等诸多问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速推进。
7．改革和完善博士后制度，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建立学术职业预备通道，提高人才水平。在发达国家，博士后是成长为成熟科学家的必经途径，更是世界一流大学迅速补充师资、提高水平最便捷和最有效的办法，政府在经费、科研项目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非常大。我国要重视博士后制度，加大对博士后的经费和政策支持。
8．坚持师资发展的国际化，全力打造国际一流水平的师资队伍。一是把人才引机电专业论文进定位在全球范围内，瞄准国际顶尖的人才和团队;二是提高具有国际教育背景的师资比例;三是加大对非华裔高水平人才的引进力度，从根本上优化学缘结构;四是学术评价体系与国际标准接轨，多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较，少用自定义方式进行国内比较。
作者：顾来红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