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的大学生创业实践模式
在美国，大学生的创业实践模式主要是通过“项目—研究中心—关系网络”孵化带动。1951年斯坦福大学特曼创建斯坦福科技园，1953年，又创立了大学荣誉合作研究项目，使当地公司能够派他们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作为兼职学生在斯坦福接受高等教育，同时为公司全职工作。再则，斯坦福大学通过专门的技术许可证办公室和近50个专业研究中心将产学研的有效结合，学生通过研究中心和项目创造的关系网络获得了创业实践的机会，教授和研究员通过集合产业发展的最新素材向学生提供最前沿的研究信息。“项目－研究中心－关系网络”的有效带动，促进了惠普、微太阳系统公司、雅虎等众多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高科技公司的诞生［3］。1983年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举办首届商业计划竞赛，接着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几十所大学开始每年举办这一竞赛，最终演化成全球最高规格创业竞赛之一———德克萨斯大学国际MootCorp．竞赛。另外，麻省理工学院的“五万美金创业计划竞赛”(50KEntrepreneur-shipCompetition)也是美国大学生中由项目直接孵化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聚集地。此外，美国的企业孵化器项目也给新生的创业公司提供了很多的创业实践机会和支撑平台，甚至从最早期天使投资还没开始关注的创业阶段开始。其中，美国著名的十大创业孵化器如:TechStars、Y－Combinator、Summer@Highland等每年都发掘各个领域的创业项目进行孵化。以只面向美国应届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创业团队的Summer@Highland为例，Summer@Highland每年会选取大约10个创业团队，为每个团队配备一个专属的创业导师，并提供1．5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和6月初至8月末的办公场地免费使用权。
二、美国的创业资本支持政策
在美国的创业资本来源丰富多元，从政府资助到主要由天使投资者、职业风险投资和联合产业企业投资，从国家、企业、社会、到个人的全面多元资助，使得美国社会的创业活动相当活跃。一方面，联邦政府每年的研发经费投入达到GDP的3%左右，远高于我国长期普遍低于2%的水平。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下设有三个研究中心［6］:“工程技术中心”(EＲC)、“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I/UCＲC)、“州级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State－I/UCＲC)。针对各研究中心组建周期的不同，每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从10万美元到300万美元不等，同时要求每个研究中心必须从相关产业获得相当的匹配资金，才予以拨款。这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投资资本的多元来源。近年来，美国的SBIＲ(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和STTＲ(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在扶持小企业创新能力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国家直接援助企业创新创业的典范。另一方面，美国风险投资的盛行在突破创业资本的困境中的作用重大。美国是世界上风险投资最为发达的国家，这得益于1974年的养老金改革，大幅提高了员工交纳的养老金数额，而且到1979年，法律允许养老金管理者从资产组合中抽取限量的资金，用于投资高风险资产，包括风险资本。1986年，规定在职员工交纳5年养老金后即可合法拥有这笔资金。加上1978年，美国的《斯泰格尔修订案》将资本所得税从49%削减到28%，到1981年更降为20%的调整，使得风险投资在美国急剧上升，为创业者解决投融资难的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以硅谷为例，近乎一半的风险投资分布其中，风险资本产业也成为硅谷的金融引擎。四、美国创业保障的法律法规体系美国会成为创业者的天堂，与其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和其他相关市场规范法律体系的保障关系密切。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1790年，乔治华盛顿颁布第一部专利法，1952年对专利法的修订奠定了现行专利制度的基础，经过多次修改，通过了《美国专利改革法案》，对专利审查与授予制度和专利权收购与垄断制度等做出了详实的规定，形成了非常完善的专利制度。二是科技成果转化体系。1980年的《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和《拜杜法案》，对美国技术转让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分促进了产学研的有效结合。《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第一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规定凡是年预算在2000万美元以上的联邦实验室，必须设立专门的研究与技术应用办公室从事研究开发成果的推广转化，且用于推广转化的经费不少于研发总预算的0．5%。《拜杜法案》进一步统一规范了联邦知识产权制度，明确了大学、非盈利研究机构和中小企业对于在政府资助下获得的研究成果仍然拥有知识产权。这在极大程度上鼓励大学、科研单位和企业的交流合作，调动了大学和科研单位在技术成果研究和转化的积极性。接下来美国又通过了《联邦技术转移法》(1986)、《美国技术优先法》(1991)、《小企业技术转移法》(1992)、《国家技术转移促进法》(1995年)等一系列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技术转移法律框架。三是相关市场规范法律体系。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反垄断法和保护小企业法，一方面限制大企业及非法挤占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降低小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扶持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反垄断法包括:《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年)、《克莱顿法案》(1914年)、《鲁滨逊—帕特曼法案》(1936年)、《米勒—泰丁法案》(1937年)、《惠勒—李法案》(1938年)、《塞勒—凯浮尔法案》(1950年)等。小企业保护法包括:《小企业法》(1953年)、《小企业投资公司法》(1958)、《小企业投资促进法》(1980年)、《小企业管制执行公平法》(1996年)、《小企业救助法案》(2010年)等。
三、美国创业促进体系对我国创业促进体系发展的启示
(一)立足创业实践，实现创业教育核心价值
创业实践是实现创业教育核心价值关键路径。目前我国只有一个创业MBA学位点在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成立，采取“学业导师+企业导师”双导师教学方式来开展特色创业教育，对于创业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还只处于探索阶段。借鉴美国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的成功经验，在创业教育中，应更加注重与工业界的合作，立足创业实践，实现创业教育核心价值。应该做到:一是结合各高校办学特色积极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创业教育课程;二是结合大学城间的区域优势，通过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联合创业等方式突破各高校间创业教育资源参差不齐的困境;三是结合产业科技园区等平台建设，引入一批有实战经验的创业导师，实现师资培育和扩展学生创业实践机会双重目标。
(二)瞄准创新“阶段需求”，关注创业“起点孵化”
实践证明，创业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对于政策帮扶的需求迥异。近些年，我国出现多个支持青年或大学生创业的基金会，如中国青创基金会、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新华都慈善基金会等，这些基金会大多属非营利性公募基金会，而且大多集中于后期项目的投资而对种子期项目的关注很少。因此，必须继续调动企业这一技术创新主体的积极性，瞄准创新阶段需求，加强对创业种子期项目的关注，延伸创业基金的辐射范围，关注创业“起点孵化”。
(三)培育天使风投，优化创业资本扶持结构
美国的风险投资培育了英特尔、雅虎、甲骨文、苹果、斯科、谷歌及YouTube等众多国际知名企业，甚至很多已经发展为“风险投资中的风险投资”的天使投资。在我国，据调查显示，2012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资金来源80%主要依靠父母/亲友和个人储蓄，商业性风险投资和政府科研、创业基金、优惠贷款的资助比例极少，不超过4%［9］。可见，我国的天使投资仍处基础阶段，必须培育天使风投的厚实土壤，才能优化我国创业资本扶持结构，以促进我国天使风投的快速发展。一是弥补我国一系列有利风险投资的制度缺失，如《风险投资法》。二是有效引导天使投资乃至民间资本积极关注创新创意产业，优化创业资本扶持结构，拓宽创业资本的来源，培育多层次的创业资本市场。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技术交互式迁移
目前我国在促进研究成果的技术转移方面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支持。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技术交互式迁移在我国已刻不容缓。首先应明确立法尊重高校科研院所作为知识创新的主体地位，严肃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促进部门的责任制度。其次促进技术转移立法，结合各项科研基金项目的实施，明确科研单位及科技人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将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作为评估科研项目的重要指标。最后加快出台《反垄断法》，一方面要保护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发挥其鼓励自主创新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遏制知识产权的非法垄断行为，确保知识产权惠及社会，促进经济发展。
(五)构建社会服务网络，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在我国，创业相关的配套服务还稍显薄弱，参与主体较为单一，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鼓励全国各地积极构建大学生自主创业支撑平台，以国家大学科技园为主要依托全面建设100个“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因此，一方面，应积极塑造更为宽容和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文化。只有在一个能够容许失败的社会里，才会促进人们勇于创新，勇于冒险，才能激发更为活跃的创新性思维。另一方面，急需完善社会服务网络，鼓励多元主体，特别是专业性的咨询服务机构，共同参与创新创业活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创业源于一种深刻的行业热情，而非为了规避风险。因此，当我国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型过度阶段，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应该从美国对于创业支持的政策安排中取长补短，构建一个围绕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为核心，创业资本为助力，法律保障和社会支持体系为辅助的环形要素促进体系，有效地完善的我国创业促进体系的各项政策供给，以促进我国创业活动的蓬勃发展。
作者：姚琴琴 单位：福州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