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前叶中国民族文化心理嬗变的背景
（一）封建社会的衰败，是这一嬗变的根本内因
“康雍乾”盛世成为封建王朝最后的辉煌，鸦片战争前夜，中国封建社会已是衰相尽显：土地兼并严重，经济萧条；权力高度集中，吏治腐败；道德危机显现，人才匮乏。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危机中，人民生活困顿，缺乏最基本的保障。龚自珍曾指出：“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飨菸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1]106在他看来，此时的封建王朝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2]87，这正是对封建社会凋敝景象的基本写照。为了挽救衰败和化解危机，龚自珍、魏源等开明的知识分子都试图以改变人心风俗来摆脱传统礼教的束缚。由此，近代中国民族文化心理嬗变就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二）外敌入侵的冲击，是这一嬗变的重要外力。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列强国家以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国门，并将古老的封建帝国裹挟进入近代的历史进程。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带来的冲击，不仅有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更有开眼看世界后甚感落后差距的紧迫感。在改变落后面貌、挽救民族危亡这一时代任务的驱使下，人们在探寻救国方案的过程中开始认真反思自身落后的现状及其原因，而作为民族文化心理外在表现的国民性是其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早期的梁启超、严复，再到后来的鲁迅、陈独秀，都就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鲁迅在20世纪前叶更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弊端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批判，清除传统思想的不良影响，拯救保守麻木的国民，以期通过人的解放和自由，求得民族的独立和强盛。此外，不可否认的是，国门洞开后，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引进和社会科学思潮的传播，对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等都产生了有力冲击，并使之出现较为明显的转变。
（三）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是这一嬗变的有效推力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屡次失败，让部分中国先进分子充分认识到：如果单纯地强调技术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而没有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关乎国民性的更深层次文化问题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无法根本解决。因为“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2]102“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3]于是他们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任务，并通过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为近代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在强大的外力冲击下，其内在的社会结构发生进一步的剧烈变动。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民众的社会生活不免会受到各种影响。因此，20世纪前叶，在明末清初早期思想启蒙的基础上，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出现了更为明显的变化，这也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文化心理嬗变的基本背景和最初渊源。
二、中国民族文化心理嬗变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任何外来的先进文化，如果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众的现实生活不存在相通之处，那么它就不可能在中国传播和立足。19、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思潮和救国方案逐渐进入中国民众的视野，它最终能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并在民众中得以普遍传播，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和近代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有一定关联。
民族意识的觉醒，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的思想条件.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4]近代以前，中国人自视本国为“天朝上国”，缺乏民族、国家、主权等近代民主政治的意识。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的迷梦，虽然它使得中国陷入任人宰割的困窘境地，但巨大的民族灾难同时也促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和升华。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在1894年11月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更是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在民族意识的推动下，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开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与实践探求。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以及辛亥革命相继失败后，先进分子被迫再次面对严峻的现实，民族危机的逐渐加深和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都亟需找寻新的指导理论和实践力量，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进入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视野。
陈独秀在1915年就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做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李大钊更是明确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5]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真正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陈独秀就撰文指出：“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人，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思潮，它更是救亡图存的良方。20世纪前叶，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其最初的动力正是抵御外敌以实现独立富强的民族意识。就这一点而言，民族意识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条件。2.价值取向的转换，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的精神内核中国长期的封建王朝统治，使中国人民逐渐树立了家族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它也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关键。明清以降，直至20世纪前叶，伴随着封建统治的削弱和社会的剧烈变革，儒学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开始衰落，中国的精英分子本着“溯本开新”的态度和原则，进行了早期的思想启蒙，从而使社会的价值取向实现了家族本位主义向个人本位主义的一定程度的转换。家族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它以宗族为基本单位，以宗法和血缘为纽带，使社会组织具有严密的等级观念，个人价值要服从于社会和国家的价值。肇始于明朝中叶的早期启蒙思想提出以“人欲”判断“天理”，认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从而彰显个人价值。这一思想为后来的龚自珍、魏源和郭嵩焘等人继承、吸收，强调个人存在及其相应欲求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随着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个人至上”、“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也开始逐渐为人们所认同，虽然它还未能撼动家族本位主义的根本地位，但是已经使人们更多关注到个人的价值和幸福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原则，它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一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6]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种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价值和集体社会价值有机统一的要求，使得马克思主义既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之处，同时又顺应了近代中国价值取向转换的需要。3.传统观念的转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伦理道德观念向来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20世纪前叶，总体上偏于保守封闭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借助着国民性改造，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辛亥革命的失败，引发了先进分子在思想文化层面更为深切的思考，其结果就是进行国民性改造这一崭新思路的出现。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认为：“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7]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启蒙思想家们也都把人的自新问题摆在第一位，着力批判国民劣根性，在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后，开始寻求国民的自觉和自强。由此，经过长期这种国民性改造的宣传和努力，要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以及平民主义等新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开始流传，逐步为一部分普通人所接受，并对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传统观念的新转变，是对封建思想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批判，它体现了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三、结语
20世纪前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近代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合，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对这种嬗变及两者之间的契合进行考察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而且对于推进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一）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有机统一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是社会而言，文化心理都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集中体现，在民族文化心理发生嬗变的过程中，民族性是其基础和内核，而时代性则是其推力和方向。文化心理的民族性，就是特定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独特方式及其所呈现出的特点，它可以具体表现为基本的人生态度和情感方式、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等等；文化心理的时代性，则是指在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定民族的文化心理会根据时代形势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与变化，以体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使本民族能在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变动，其剧烈和深刻前所未有，这也强烈冲击了中华民族原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叶发生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体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有机统一，如物竞天择的近代精神与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相结合，激发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各种救国方案和实践来革新中国，救亡图存；注重个性解放的近代精神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相结合，使得接受先进思想的近代中国青年冲破各种封建束缚投身革命事业；近代的科学精神与传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相结合，让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了新的思维方式，等等。如前所述，这些结合与变化，都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较好的文化心理基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近代中国始终未能很好地处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就20世纪前叶而言，文化保守主义着重强调民族性，而文化激进主义则过多强调时代性。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任务同追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时代任务之间的冲突和纠葛，是出现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如何处理好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文化心理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然是不可回避且迫在眉睫的问题和任务。
（二）民族文化心理视阈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路径
20世纪前叶，在民族文化心理的视阈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拥有世界历史高度的先进文化和思潮，要与当时落后于世界历史的中国实际进行有效结合，其关键就在于双向结合的过程中，如何找出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结合点”，从而探寻结合的特殊路径。民主革命时期，在自由、平等以及平民主义等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力量，并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展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革命遭遇到重大挫折后，马克思主义者依然没有放弃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这正体现了在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下，中国先进分子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的先进理论根本解决中国本土诸多问题的积极努力和有效实践。它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先进分子在解决社会和革命问题时，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代表的时代性与中国本土文化心理的民族性相结合的一种生动展现。从民族文化心理视阈去考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重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性的基础地位，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会有植根生长的深厚土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经济类核心期刊目录明了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性的方向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被不断地赋予现代内容和时代精神。
作者：解莉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