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各种文化在融合与碰撞中不断完善。中国古代的文学，也是在融合与碰撞中不断成长。然而，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构建始终是以中原文化为本位进行的，如何将“边缘”文学纳入到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构中，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要翻检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我们会遗憾地看到中国古代的民族文学始终游离于中国文学之外。尽管将汉族之外的古代民族文学纳入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大体系中存在不少困难，但因为困难的存在一概将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拒之于外，恐怕也不是好的选择。古代民族文学形式多样，百花齐放。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民族文学，这些民族文学总是以独具特色的风貌展示着某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但这种研究多少还是被剥离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大体系之外，研究成果并没有参与到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构中。毫无疑问，汉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占据着最主要的位置，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文学就等于汉族文学，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也应当参与到中国文学的发展中，这样才能很好地诠释多元一体格局下文学内涵的丰富性。历史上，西北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频繁活动的地区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在这里迁徙、定居，各种文化交相辉映，异彩纷呈。这种独特的地理文化景观势必会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汉族文学在自身的发展道路上不断汲取边疆民族地区文化的营养，不断创新，开拓新的领域；另一方面，西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不断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断丰富着本民族的古代文学。
以汉族文学为本位考察这些“异质”文化给汉族文学带来的新变，研究得已很深入，但对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学本身的研究及其与汉族文学之间的互动，却始终是薄弱环节。在古代文学教学活动，后者往往被忽略。作为边疆地区的高校，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如果一味地按照传统的文学史编纂模式进行讲授，始终令人感到困惑。尽管少数民族文学课程的开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缺憾，但事实上也容易使人误以为这是两门毫无关系的课程。无疑这种教学模式人为地将少数民族文学脱离出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大系统当中，学生也会理所当然地以为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中原汉族文学。以新疆地区为例，古代这里生活着大量的民族，这些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其中一些作品经久不衰，代表了另一种文化形态之下的文学现象，如《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玛纳斯》等作品都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在新疆地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如果将这些文学作品剥离出来，无疑抹杀了地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在新疆地区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不讲新疆古代产生的优秀文学作品，于历史和现实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作为新疆地区的高校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时如何将本土文化融汇到课堂上，是应当思考的问题之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应当呈现开放格局，不同地区当有自身的特点，不能千篇一律。《隋书•文学传序》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1］刘师培也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虽然，《隋书》和刘氏这里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有关地域文化影响下南北文学不同问题，且以汉族文化为中心，论者关注的重点在于地域文化。事实上，这种文学观念史具有普遍性的。就古代新疆地区来说，地域因素自然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里的民族文化背景也是影响文学发展重要因素之一。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双重因素决定了这里的文学发展。中原人眼中的古代新疆与当地人眼中的古代新疆完全是不同的风貌，而他们文学创作的背景、动机、心理等也大相径庭。考察这些不同并将其引进课堂教学活动中，是我们要尝试的。以我们所熟知的边塞诗而言，是以中原作家群体对边塞的观察为视角的，这类诗歌以唐代的西北边塞诗为代表，雄浑、苦寒为其特色。边塞诗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边塞地区的自然地理因素在诸多因素中占有主导地位，所以考察此类诗歌的重点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自然地理描写。边塞诗是唐诗中习见的题材，有的人是根据直接体验写出的，有的人则是通过想象间接写出的。而亲历边塞的诗人所写的诗歌在边塞诗中更具有典型意义。从现存诗歌和史料来看，到过西域的诗人并不少，我们大致可以举出：骆宾王、卢照邻、郭元振、来济、岑参、张谓、殷济、张宣明、萧沼、武涉、玄奘、慧超、卜天寿以及一些佚名诗人。
毫无疑问，这些亲旅西域之人的诗歌创作是唐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文学现象。边塞诗在唐诗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有很多名篇，千古传诵。在中国诗歌史上，唐代的边塞诗集中描写了西北边地的风貌。这些诗歌的认知主体就是唐代的诗人群体，他们对塞外的认知多是站在中原文化的立场上进行的。因此，塞外的荒凉苦寒是诗人们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的，这些地理文化景观对他们来说是新鲜的，完全有别于以往感觉世界中地理文化体验。我们以亲历西域的唐人诗歌来分析这个问题，下面且列几首诗歌：敛辔遵龙汉，衔凄渡玉关。今日流沙外，垂涕念生还。（来济《出玉关》，《全唐诗》卷三九）［3］厌践冰霜域，嗟为边塞人。思从漠南猎，一见汉家尘。（郭震《王昭君三首》，《全唐诗》卷六六）［4］一朝抚长剑，万里入荒陬。岂不服艰险，只思清国雠。山川去何岁，霜露几逢秋。玉塞已遐廓，铁关方阻修。东都日窅窅，西海此悠悠。（张宣明《使至三姓咽面》，《全唐诗》卷一一三）［5］碛外行人少，天边雁叫多。怀乡不得死，□是惜天涯。（殷济《言怀》）［6］冷雪牵冰合，寒风擘地裂。巨海冻墁坛，江河凌崖啮。（慧超《冬日在吐火罗逢雪述怀》，《全唐诗补编》卷一九）［7］容颜日日老金微，砂碛年年卧铁衣。白草城中春不入，黄花戍上应长飞。（萧沼缺题，《全唐诗补编》卷五四）［8］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骆宾王《夕次蒲类津》，《全唐诗》卷七九）［9］汉地草应绿，胡庭沙正飞。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卢照邻《昭君怨》，《全唐诗》卷四二）［10］雁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岑参《北庭作》，《全唐诗》卷二〇〇）［11］神凝□雪寒远风，心对江湖净如练。（武涉《上焉祇王诗》）［12］这些亲旅西域的诗人，一方面在地理上体验着流沙、冰霜、大漠、荒陬、西海、沙碛、寒风、冷雪、瀚海、白草等意象所营造的寒苦意象，另一方面远离中原的到达异域的文化隔阂是深层次的。即使中原亦有的地理意象，在西域出现也会笼罩一层塞外的氛围，所以感官世界的地理体验所反映的却是内心的文化认同。这样的体验也确实是唐人感觉世界中极为真实的一部分。这些亲旅西域的诗人对边塞的认识，深刻影响着其他未曾到达过西域的诗人，可以说这部分人对唐诗世界中的西域构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还有一部分西域世界的构建材料，则来自一些亲旅西域的旅行家，他们以僧人和商人群体为主。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例，全书对西域世界极为细致的观察，显然给唐人以深刻印象，如玄奘关于莫贺延碛的描述：莫贺延碛长八百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魅举火，灿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若时雨。［13］这段触目惊心的描述，系来自玄奘的亲身体验，读来倍感惊怖。这种荒绝的地理体验与极端的生命体验结合在一起，令人惶恐却步。玄奘回到大唐以后，将这种体验诉诸于笔端，传布于唐人，使唐人在文学世界中对西域多了一重认识。岑参在诗歌中《过碛》中这样写道：“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全唐诗》卷二〇一）［14］《日没贺延碛作》：“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全唐诗》卷二〇一）［15］虽无玄奘那种死里逃生的强烈体验，但也能看出沙碛的荒绝。再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对凌山的描写：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碛，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已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屦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馁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16］这是玄奘对天山穆素尔岭切身的地理体验，他对冰雪遮蔽，高耸极天，冻冷彻骨的凌山的感觉令人不寒而栗。而唐代的诗歌中将这种极寒的地理体验进一步发挥。唐代的诗歌中关于天山雪寒的描写就很多，如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全唐诗》卷一六四）［17］李益《从军被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全唐诗》卷二八三）［18］李端《横吹曲子•雨雪曲》：“天山一丈雪，杂雨夜霏霏。”（《全唐诗》卷一八）［19］虞世南《出塞》：“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全唐诗》卷三六）［20］这些诗歌描写基于想象的居多，显然与玄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富有文学色彩的描述异曲同工。在唐代以前的文学世界里，却绝少关于西域地理的文学体验，这一方面与中原人士对西域世界的了解途径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文学题材的拓展有一定的关联。有唐一代，随着统治者对西域的积极经营，人们对这一陌生的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边塞诗中有关西域的描写是唐人对西域世界最直观的感觉，但是这一感觉的基础是中原的地理文化因素。如果有出自西域的文学家对他们生存环境的体验，则会使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惜乎唐代并没有这样的文学家。不过，成书于公元11世纪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所著的《突厥语大词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视角，此书中引用了大量诗歌，其中一些诗歌，别有风味，我们且举几例，如，在解释“亦的勒”这一地名时：亦的勒河奔驰骤，浪拍两山夹一流，但见湖水盈盈处，鱼儿成群蛙亦稠。［21］在解释“天堂”一词时引诗：百花盛开放异彩，犹如锦毯巧铺排，天堂景色眼前是，严冬一去不复来。［22］在解释“呈现”一词时引诗：洼地变成水塘，群峰隐悠苍茫，自然气息转暖，群芳争艳斗强。［23］（194）在解释“流淌”一词时引诗：冰消雪不留，山水淙淙流。青云冉冉上，悠悠似扁舟。［24］在解释“克孜尔”一词时引诗：红花黄花迭相开，更有紫苏丛中来，交相辉映枝叶茂，美不胜收意快哉。［25］在解释“纨成四角形的结子”一词时引诗：各种花卉聚成簇，蓓蕾初绽闹枝头，形如方角递相结，枝蔓交错舞婆娑。［26］在解释“充盈”一词时引诗：山头披绿色笼罩，遮盖了隔年干草；湖泊盈溢着春水，公母牛哞哞欢叫。［27］在解释“生长”一词时引诗：雨点儿纷纷扬扬，百花而茁壮生长；珍珠脱壳而出，檀麝交融飘香。
显然，这些同样产生于西域的诗歌，与唐代的边塞诗所描写的景象完全不同。群芳斗艳、群峰隐悠、山水淙流、青云徐上、春水荡漾、檀麝飘香的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这些诗歌的作者应是公元9-13世纪生活在哈喇汗王朝的人，他们对本土的观察，至少说明哈喇汗王朝内部地理景观的多样性，并不是唐人世界中单一的荒凉苦寒。今天，如果到过新疆的人，依然会发现新疆天山南北有明丽清新的山水风光，其中伊犁河谷地区就是山清水秀，牛羊成群的景象。所以《突厥语大辞典》中的描写绝不是无中生有。另一部也成书于公元11世纪的《福乐智慧》第四章《对明丽的春天和伟大的布格拉汗的赞颂》：东方吹来了和煦的春风，/为装点世界，打开了天国之门。//龙脑香消失了，大地铺满了麝香。/世界将把自己打扮得五缤纷纷。//习习的春风赶走了恼人的冬天，/明丽的春天又拉开了幸福之弓。//太阳回归，走回原来的位置。/从双鱼之尾走进白羊头顶。//光秃秃的树枝穿上了绿衣，/红黄蓝紫，枝头五彩纷呈。//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石锦缎铺陈。//平原、山峦铺满了锦绣，/谷底、丘陵一片柳绿花红。//五彩缤纷的花朵展开了笑脸，/大地弥漫着兰麝的芳馨。//习习晨风送来丁香花的清香。/茫茫大地散发出麝香的清芬。//天鹅、野鸭、白鹄、沙鸡布满天空，/嘎嘎地叫着，上下飞腾。//你瞧，有的飞起了，有的落下，/有的在喝水，有的在游泳。//鸪鸪什、大雁在碧空里长鸣，/好似骆驼晃晃悠悠地行进。//雪鸡声声鸣叫，在呼唤伴侣。/好似娴静的少女在召唤情人。//锦鸡飞来了，发出咯咯的笑声/，瞧它眉毛漆黑，喙如血红。//花坛里，夜莺在高诵《诗篇》，/日夜歌唱不已，千啭百鸣。//羚羊成双，在花丛中嬉戏，/鹿儿成对，在欢跳乱蹦。//天公邹起了眉头，洒下了泪水，/百花舒展开面孔，含笑盈盈。//此时此刻，世界环顾自己，/看着自己的华服，无比欢欣。［29］这首长诗对明丽春天的赞美也引人入胜，春风、麝香、绿衣、绿色丝绸、锦绣、晨风、雪鸡、锦鸡、羚羊、夜莺、百花等意象所构成的完全是一幅春暖花开，满地五彩缤纷，莺歌燕舞，羊嬉鹿蹦的风情画，画面的色彩是亮丽的，节奏是明快的。我们再仔细翻阅《突厥语大词典》与《福乐智慧》会发现诗人们对本土的描写几乎找不到荒凉绝塞的味道。唐人对西域的认识与后来本土诗人对西域的认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显然这是文化心理的作用。唐人对西域世界的构建完全是以中原地理文化为本位的，而西域人对本土的描写是以本族文化为本位所进行的观察。这种差异当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至少说明了一问题，其实唐人所构拟的西域世界确实有真实的一面，不过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一面；西域人所构拟的世界也是真实的，不过也缺少了另一面。如果我们把这两方面的观察集中到一块，就会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西域世界内部的地理文化景观不是单一的，也存在着诸多差异。当然我们应当注意这种书写的同一性，更应当关注不同群体书写的差异性。所以，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教学中如果能够运用这种视角去观察问题，自然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地域文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文学之所以多彩多姿，地域文化的差异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古代文学教学活动中，地域文化因素也是我们考察的重点之一。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虽然有统一的教材，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学活动也是统一的。各地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西北边疆地区的高校尤其应该如此。自古以来，西北边疆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性。在宋代以前，中国文化的外来因素多是通过西北来到中原的，地处交通要道的西北边疆自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极为重视对西北边疆的经营，历朝历代都会根据西北边疆的情况制定不同的经营策略。可以说，古代的西北边疆处在外来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互影响中。作为生活在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来说，这种文化的交融对这些民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反映在文学领域，西北边疆的文学，一方面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又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所以，一直以来有关西北边疆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风貌。纵观有关西北的文学创作，始终是以汉文化作家群为创作主体的，他们根据自己的体验对不同时期的西北进行了大量的文学描写，这些描写为我们认识西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显然，这只是我们认识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关照西北本土作家的创作情况，尤其是那些以非汉文化为创作背景的作家，更值得我们关注。从历史上看，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以游牧文化为主，相对来说他们并不太注重文学书写的传统，这使我们在考察一些文学问题时会遇到不少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学创作不值得一提。以《大唐西域记》为例，玄奘到达西域之时就从一些耆旧口中听闻了很多饶有趣味的故事，他将这些故事整理后写进《大唐西域记》之中，为本书增色不少。再以哈萨克族的英雄史诗为例，7世纪的鄂尔浑一叶尼塞碑文就以留下了相关的英雄史诗，12世纪的阿勒•札马赫恰依热和16世纪的科德尔哈里•霍森•札喇亦儿等人也有相关英雄史诗的创作，而哈萨克民族也有相关的手抄本史诗和口头流传的史诗。可以说，史诗书写是哈萨克文学创作的一贯传统。这些史诗在哈萨克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创作也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哈萨克族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史诗呢？我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域文化作用的结果。
试想，如果将这些创作也纳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畴中，势必会扩大我们的视野，也会使我们重新考量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作为边疆地区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何将边疆地域文化融合进古代文学教学活动中，这是应当思考的。我们以为，在边疆古代文学的教学中，一方面要对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优秀文学文学作品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另一方面也要将边疆民族创作的文学作品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当中。通过比较研究教学，不仅我们认识文学问题提供新的思路，而且也会使文学教学活动呈现出新的气象。
作者：田峰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