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融合中西文明，针对中国土壤播下的一粒民主种子。虽然孙中山先生拥有完备的西方知识体系，但在三民主义的创立中，他仍然显露出了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敬畏与继承，尤其是其中蕴含着许多儒家思想的理念。儒家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所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涤荡冲击，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信仰度，这与儒学文化的包容力和转变能力分不开。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和元素对三民主义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对此管中窥豹。
关键词：三民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文化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是想把中国带上民主的道路，虽然他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是仍然选择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深挖与时代契合的精神，创造性转化为其理论的滋养成分。
一、儒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历史意义
儒家文化作为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早已深深镌刻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已经处世准则中了。儒学以孔子授教收徒为起点，经过孟子、荀子等人的先秦入学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儒学时期，在以程朱、陆王为核心的宋明理学时期达到了儒学的鼎盛时期，走上了独尊儒术，官方信仰的道路，在官方的支持与大力弘扬下，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接受了儒学的熏陶与同化。儒家文化诞生于礼乐崩坏的年代，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意图通过游说讲理，促成天下一统的局面。但事实上，鲜有君主能够静得下心听得进孔子的儒学精神，他们只因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而抵制仁义礼智信，重仁的社会。孟子之后的荀子汲取百家思想，在政治上“隆礼重法”，在君民关系上，更加重视民的地位，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民为国之根本。两汉时期，汉武帝实施向天下广纳英才，文治武功的政策，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他认为儒家思想足够用于教化社会，其中的教条道德与纵横制约是汉武帝政策所需要的思想理论。汉武帝便成为自秦始皇后又一次统一思想的帝王，这也使得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速的扩大与发展。天下的能人术士都苦心钻研儒学思想理论，以期为自己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不可避免地，这也造成了儒家文化地过度消费，使其偏离了自身礼义仁智信的主轴，变为君王用来加固政权，神化自己的理论。发展到今日，儒家思想的影响力早已辐射到了中国以外的地区，近邻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地都有儒家思想的影子，原因之一是华人的移居将儒家思想带到了当地，充当起了儒家思想的使者，原因之二是儒家思想本身具有的丰富内涵以及包容性，能够积极融入到新的文化环境当中。杜维明曾说：”儒家作为一个精神文明，作为一个传统，所指涉的范围要大过中国文化，因为他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儒家文化圈的形成，犹如一条溪流流经平原地带，汇聚成湖泊的过程。世纪的儒学复兴，使孔孟传统旁及朝鲜、越南、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构成了今天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能够与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地的传统文化融合共生，正是表现了其强大的融合能力与适应能力，也说明了儒家思想的正确性，否则也不会被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接受。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宝藏，我们更应该发现和挖掘出更多面、更多角度的儒家思想视角，将其以创造性转化的方式与当代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开创儒家文化与当代思想的新局面。
二、民族主义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其中民族主义在政纲中影响最大。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人尤为重视家族观念与宗族观念，宗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履行了一个国家的指责，它给予一个家庭或是个人以规范的体制，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撑以及庇护。小于宗族这个单位的是家族，他们同根同生，血液的凝聚力强于任何一种方式，许多个同姓家族就构成了宗族。比宗族单位大的便是国族，它包含了许多个不同姓的宗族。对于中国而言，国族便就是民族。面对当时动荡没有主权的国家来说，外国政治力量将他们的触角延伸到中国的各个方面，经济上减轻关税，为外国商品牟取暴利提供了条件，致使本国工商业遭到重创。这个时候，人民往往会将自己的生存问题置于国家问题之前，民族主义便无处可寻了。民族主义的提出就是为了让民众知道不想亡国就要有民族主义，恢复民族的地位。而要恢复民族主义就要把握住宗族主义，以宗族主义为单位，改良其中的组织，再组合成民族，其实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这是大民本主义的思想，先要满足国家立于世界的条件，才能实现个体立于国家的目的，没有国家作为支撑，我们谈论的民本主义都是空乏的、无用的。提出民族主义的根本是为了恢复世人心中的民族主义，要知晓民族处于怎样的环境中，要善用家族和宗族这样的固有群体去转变成民族精神的主体，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受益者。对待多民族问题，中国自古以来有“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乐之”的言论，更有“抚之以安，待之以诚，谕之以理”的做法。民族主义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是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之前，民族主义，主要是“排满”，在东京《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讲中，他指出：“但是有最紧要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和政权……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们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另一层是针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国家，他说：“从前做满洲人的奴隶，现在做各国的奴隶。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所受的痛苦，比从前还要更甚……中国此时受到强政治力的压迫，随时都可以亡，今日不知道明日的生死……各国在中国的势力成了平衡状态，所以中国还可以存在”因此，在努力于推翻满洲人的革命结束后，应开始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它的任务是“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扫除完成革命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
三、民权、民生主义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民权主义可谓是民本思想的最佳诠释，其具体内容体现在“民治”、“民有”、“民享”三个方面。民本思想是先秦儒家的基本思想之一，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这一思想极大的影响了孙中山自己思想的形成。孙中山先生敏锐地觉察出，中国不缺民本思想，缺的是保障这一思想的健全的制度。又因为他具有较强的西方知识，所以他糅合中西方文明的成果，创立了适用于中国的新的民主共和国方案。保障这一方案的实行，最关键的一项是剔除皇权主义的干扰与阻碍。孙中山强调建立民主共和国，它的情形是：中央政府由民望所归的人作为领袖，统辖水陆各军，办事对外交涉事务，“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各省首脑由中央政府选派，“设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他希望运用民主共和的思维来创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民权主义捍卫民主的权利，同时也探讨了自由与平等关乎于民权保障的关系。民生主义将落脚点放在了人民生活上，满足了物质生活，才能更好的去追求精神生活。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同主义”，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道义。他强调：“我人所抱之宗旨，不过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于平者而已矣”，他期待着能够让所有人都走向富裕，实现大同，但是他也清楚的知道这样的目标与当时的科技水平能力，生产能力还相差甚远。唯一的办法是尽快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从根源上彻底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针对于农民，他提出了“平均地权”，最后实现“耕者有其田”。彻底消除地方对农民的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四.总结
孙中山先生理论中运用的只不过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小部分，他一直以来坚持“尚友古人”的正确理念。他说：“若学问上致力，则能集合多数人之聪明以为聪明，不特取法现代，抑且尚友古人”。通过孙中山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笔者可以看出他的理念是以民族本位去学习西方文化，绝不是一味的模仿、照搬西方文化，更不是完全摒弃中国文化。君主制度、封建制度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应该彻底清除，而儒家思想中齐国平天下的担当和仁爱接济天下的理念都应该继承和发扬。我们应当学会辨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善用中国传统文化，将其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竭的文化驱动力。
作者：殷洁 陆益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