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湘文化之民本思想赋予了毛泽东厚重的群众情怀
湖湘大地自古以来就有着浓厚的民本思想。上古时期的传说当中，炎帝神农氏就是以民为本、爱民为民的典范，《淮南子》中曾经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权木之实，食赢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尧高下，尝百草之滋味精，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②炎帝为了让民众改变茹毛饮血的历史，进入到农耕文明时代，解除民众的疾苦，殚精竭虑，最后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他为民之心何等殷切。舜帝的《南风歌》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关于民本思想的诗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③这首歌的语言虽然简单质朴，但通过作者对南风的渴求、希冀之情的表达，表现舜帝身为帝王，却时刻忧心百姓的疾苦，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除了上古时期崩葬于湖南的两位人文先祖有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外，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湖湘大地的民本思想在延续中有所发展。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著名诗人屈原的民本思想就异常浓郁，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袖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皇天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衍!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①。“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②。屈原在自己的诗歌中表达对人民群众生活艰辛之同情，希望上天能够怜悯众生之疾苦。与屈原这种充满强烈感性色彩的民本思想不同，东汉时期贾谊的民本思想更加理性，对民本思想的理论阐释也更加透彻，贾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③他还告诫统治者绝对不能和民众为敌，否则就将深受其害:“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呜呼!轻本不祥，实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④北宋时期对湖湘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范仲淹对民本思想也有着独到之见解，他强调了普通百姓对国家兴亡的重要意义:“圣人居域中之大，为天下之君，育黎庻而是切，喻肌体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肢，毎防怠堕;调百姓而如调百脉，何患纠纷。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谓民之爱也，莫先乎四体;谓国之保也，莫大乎群黎。观其可设，犹指掌以何疑，视之如伤，岂髪肤而敢毁，大哉一人养民，四海咸宾，求瘼而膏肓曷有，采善而股肱必臻，每视民而如子，复使臣而以礼，故能以六合而为家，齐万物于一体。”⑤为此他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⑥到了明朝末年，湖湘大地的民本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王夫之在继承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公天下”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首要原则。他反对将王朝道统存续置于百姓生死之上，认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兴亡之修短有恒数，苟易姓而无原野流血之惨，则轻授他人而民不病”⑦。正是因为有了百姓重、王朝轻的思想，他在《读通鉴论》中提出了“社稷不存以能保民者为重”⑧的思想。对那些虽然失去政权但却保护了百姓的君王给予了高度评价。湖湘先贤的民本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在早年的求学生涯当中，毛泽东十分同情百姓的疾苦，并将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理想。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⑨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过程中，对于党的定位，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瑏瑠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群众利益是首要的，他要求:“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瑏瑡毛泽东认为党员就是要不谋私利，“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瑏瑢。毛泽东认为，即便是在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中受到某些不公正的待遇，也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在建国后的干部行政级别评定过程中，一些党员干部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①由此可见，毛泽东群众路线与湖湘先贤的民本思想虽然在阶级立场上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在为普通民众谋福祉等方面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二、湖湘文化之经世致用思想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逻辑起点
湖湘文化有着经世致用的悠久传统。经世致用，即理论与实践结合以经邦济世，这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一种优良传统。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特征更为鲜明。从屈原、贾谊伊始，经世学风在湖湘大地就广受推崇，到了宋代就已经初步形成，胡宏、胡安国、张栻等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就有了浓厚的经世致用意识。明末清初时期，湖湘大地经世致用的思想更为繁盛，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对知与行关系的再认识。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传统儒学大家更加强调知的统领作用，认为知重于行、知高于行，知指导着行。但是明末清初湖湘大儒王夫之明确反对把知与行割裂开来，主张“知行相资以为用”②，同时他更加强调，行是知行矛盾关系的主导方面，比知更为重要:“行焉，可以得知也;知焉，未可以收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③。“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也”④。到了晚清时期，湖湘学人将经世致用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乾嘉时代，陶澍、贺长龄等人在全国正式首倡经世之学，使千百年来氤氲荏苒于学者著述之中的经世之学从隐学变为显学;道光年间，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将经世致用思想提升到“向西方学习”的更高境界;咸同年间，曾国藩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二字，将“经济”与义理、考据、辞章并列，首倡“理学经世”之说并身体力行。此后的谭嗣同、陈宝箴、黄兴、宋教仁等志士仁人，更是将经世致用思想发挥到极致，先后谱写了维新、革命的壮美篇章。正如学者王兴国所说:“诚然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表现是有程度不同之区别的。例如清代汉学盛行时，在某些省份经世致用思想是不被重视的，但是在湖南却是始终一贯的，到了近代则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⑤毛泽东早年即受到湖湘先贤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回忆其师杨昌济一向强调知行统一和力行的重要性时曾说:“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⑥革命战争年代，他对知行之间逻辑关系的体会更加深刻。在《实践论》中谈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时，他用带有湖南味的话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⑦实际上，经世致用思想在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认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⑧因此他反对空喊口号，而是对群众的物质生活和具体困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大革命时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就主张:“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⑨他认为，只有将群众日常生活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他们才能够认识到共产党人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群众才能真正认可并支持共产党。到了陕北以后，他提出:“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①从毛泽东上述讲话中所列的种种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农村建设、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考虑得非常周密和细致的，对群众的具体利益是非常关心的。其经世致用(一切为了群众之用)的思想表达得可谓淋漓尽致。
三、毛泽东的群众责任感与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一脉相承
湖湘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担当意识，有学者将这种担当意识看做湖湘文化之魂。的确，湖南人虽然居于国家之一隅却胸怀天下，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生死存亡而努力。蔡元培曾在《论湖南的人才》写道:“湖南人敢负责任。”②杨度曾经说过:“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③陈独秀更是对湖南人的精神满怀赞叹:“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的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世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体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④由此可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担当精神一直流淌于湖南人血液之中，成为湖湘文化地域特色的最显著标杆。湖湘文化之担当精神，其中对于人民群众的担当精神，在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中体现得相当明显。毛泽东曾经指出，共产党员要把为群众解决困难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⑤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是共产党人的天职:“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⑥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要敢于吃苦，主动担担子:“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⑦当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有冲突时，毛泽东主张个人利益应当服从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⑧毛泽东曾经以加拿大白求恩医生为例子，认为白求恩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正是由于对人民群众敢于担当，毛泽东从来都敢于直面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并勇于改正，他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①对于群众的意见，毛泽东也是抱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态度来诚恳接受的，他提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②毛泽东认为，既然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自己的私心杂念，那么对于错误就没有必要忌讳:“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③
四、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方法与湖湘文化的原道精神息息相通
原道精神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周敦颐著述《太极图说》、《通书》以探索宇宙天地之奥秘，从王夫之的唯物辩证法，到谭嗣同提出“以太”这种具有物质与精神双重内涵的概念，湘人的原道精神可见一斑。这种原道精神实际上就是对宇宙万象和人间万事万物穷根究原的一种探索精神。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当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就深刻体现了这种探索精神。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的智慧，他认为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为此必须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学习和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他指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④正因为深受湖湘文化之原道精神的影响，并且深信真理之“道”蕴藏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因此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保持着谦虚和谨慎的态度，注意从群众当中汲取营养，始终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尊重群众意愿。他要求“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⑤。在群众工作当中，毛泽东总结和创造了一套卓有成效的工作方式:从收集群众意见开始，然后形成初步工作方案，再到群众当中开展实践并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认为，不能从主观出发，要尊重群众的意愿，在群众觉悟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时要耐心的等待，要通过教育和引导的方式启发他们的觉悟，而不能够强迫群众开展行动:“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⑥毛泽东之所以提倡并力行这样一种工作方法，是因为他将人民群众看成力量之源、智慧之源，他认为:“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①
五、毛泽东的平等思想与湖湘文化的平等意识血脉同源
早期的湖湘文化强调上下尊卑，强调礼法和等级，谈不上有鲜明的平等思想。不过从王夫之开始，湖湘文化中的反传统意识开始增强，尤其是通过魏源、郭嵩焘、曾纪泽等人对西方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介绍和传播，民主和平等意识逐渐在湖湘文化当中生根、发芽。到了戊戌维新时期，湖湘文化的平等意识进一步发展。在《仁学》当中，谭嗣同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他提出“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因此在《仁学》当中，谭嗣同不仅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并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新型的“五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都是平等的“朋友”关系，这是对湖湘文化的重大发展。毛泽东早年受谭嗣同思想影响很深，他认为共产党员和群众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特殊性，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能高踞人民群众之上，他多次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②因为有着强烈的平等情结，毛泽东对官僚主义作风非常反感，他提出:“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诀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③毛泽东批评道:“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④他还指出:“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⑤毛泽东提出，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要甘于当工具:“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⑥
六、毛泽东的艰苦奋斗作风与湖湘文化的勤俭思想密不可分
自古以来，湘人对于功业和名节异常重视，但是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却极其简单，颇有英国早期清教徒之风。晚清名臣曾国藩身居两江总督的高位，每年有着数万两银子的养廉银，但他的生活极为节俭。每天以豆腐、腌菜、泡菜佐食，只在客人来的时候稍加荤菜，其徒李鸿章认为，“恩师的一日三餐连满人的一般百姓都不如”⑧。不仅对自己要求苛刻，对于家人他也有严格要求，他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余服官三十年，不满稍染官宦气息，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可也，略丰亦可，大丰我不可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尔尚年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⑨另一名臣左宗棠的生活也非常简朴，他告诫家人说:“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恪遵功令，勿涉浮嚣，庶免耻辱。”瑏瑠为此，他一生都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湖湘先贤这种尚功重业、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深深影响了后世。毛泽东群众路线同样深受湖湘文化中勤俭思想的影响。他特别强调艰苦奋斗，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就给一些干部打了预防针，要他们警惕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①。毛泽东要求各级干部明白，建立新中国，只是革命迈出了一小步，还有很多的艰巨任务等待共产党人去完成，“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②。毛泽东反对在物质生活方面斤斤计较:“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③对于如何勤俭建国，毛泽东要求从小事情做起，从细微处着眼，防微杜渐。他提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④对那些腐败现象，贪污和浪费的行为，毛泽东可谓深恶痛绝。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提出:“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⑤他不仅要求从行为上遏制这些行为，还要求从思想深处查找其根源:“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⑥。毛泽东将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作为共产党不脱离群众的重要法宝。他提出:“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⑦综上可以看出，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过程中，时时闪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影子，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精华，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源泉。
作者：刘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