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话语本体的起源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杰出的目录学家章学诚（1738~1801）在其所著《校雠通义·自序》中提出的，“校雠通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章学诚在总结前人目录学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明确地提出目录学的任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继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之后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者，是近代目录学思想的奠基者和先驱。
2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思想的哲学解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将各类著作按照科学、系统、辨证的原则进行分类，将各种学术派别和流派的作品、论著进行梳理，分门别类，将其来龙去脉考证得像镜子一样明净透彻。其目的是使人一目了然，进而综述其学术源流，为做学问、科学研究者指明读书和查找资料的方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体现目录学之功用和任务，凡欲做大学问者必先经此。正如古人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思想的指导下，必须把图书的著录、分类与解说同文明史、文化史、学术史与科技史的研究紧密结合，并为之服务。
3关乎孕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思想之时代背景的哲学思考章学诚生活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多舛，原本怀着满腔热情报效朝廷的士子阶层，面对清王朝“文字狱”的血腥涤洗和压制变得孱弱和不知所措。
原有的激情消逝殆尽，留下的惟有无助的叹息和无尽的遗憾。士子们不再过问政治，不再品评时事，不再慷慨激昂，他们把目光转向“故纸堆”，把精力投入到远离“经世致用”的考据之中。于是乎考据变得盛行，而章氏却以惊人的勇气和学术洞察力，旗帜鲜明地批判“溺于器而不知道”的汉学———考据学和“舍器而言道”的宋明理学———道学。章学诚提出并深刻阐述“六经皆史”之唯物史观与“道寓于器……故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之唯物主义历史命题。章氏以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而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系统地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录学精粹思想，展现了学术研究从经学桎梏下解脱出来的历史发展趋势与时代进步潮流。
当时人“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章学诚逆流而行于学界，指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饱含智慧的图书文献目录编纂思想与原则。它成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重要成就之一。章学诚所处时代的特殊环境和学术氛围为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伟大目录学指导思想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值得学人深思的哲学意义上的土壤与推动。
4源流与秉承思辨———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继承和发扬
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但却不追名逐利，潜心治学，尤精勤于校雠学。章学诚通过实践活动对文献整理中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数十年呕心沥血著成《校雠通义》、《文史通义》。在自身治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历史上刘向辑成《别录》，其子刘歆编成《七略》；郑樵著有《通志》），充分阐明自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和优良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将古代校雠学推进到一个新的理性认知阶段。他对前人校雠成果加以评论，肯定其成就，校正其讹误，在总结前人方法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校雠方法，推动了学术研究，促进了目录学、文献学的发展。
再追溯回去，辨章学术流别的思想则是刘氏父子上承司马迁《史记》而来，司马迁本着“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在这方面作了初步尝试。
比如在学术渊源方面，司马迁认为主要有儒道两家，即孔子和老子之学，尤其是对儒学，司马迁探源考流之功尤大，在《孔子世家》、《儒林列传》中都曾对此进行专门讨论，堪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典型。
司马迁编本纪、世家、年表、列传，这些正是考源流、辨同异的写法。刘歆《辑略》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不光分别学术流别，还探讨了各种学术源流，而司马迁也是这样的。刘氏父子上承司马迁《史记》，下启班固，更影响了章学诚治学宗旨及目录学思想的形成。
5中国传统目录学形而上之道
章学诚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分清学术源流，考究学术渊源；目录要体现学术史和科学分类的有关内容，才能更好地为学术研究服务。文献整理分类、删选编辑成书从它一产生开始就不是简单的技术性工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目录学的重要职能自清代章学诚提出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赞同，它就从理论上彻底地否定了目录学实践的纯粹技术性。它要求目录学实践活动要紧密联系学术传承和文化授受源流。这样，传统目录学中的一些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如著录范围和著录方法、类例和类书、解题、编次、互著、别裁、校雠等等，因其局部性、低层次性和非关键性，在传统目录学中并不占据核心理论的地位，而仅仅是辅助性的理论。
目录学实践活动也就不是单纯的“网罗群籍、部次甲乙”的“簿录之学”，而是具有很强学术性的学术活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理论也确立了目录学的文史性和科学性。目录学的重要功能是揭示出各种学术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源流。
中国传统目录学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直重视的原因之一是它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为治之道”和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思想的结合，传统目录学把书籍分类并归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指的是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儒家的经典著作，这一类书的统治地位是封建地主阶级指定的，是不容知识分子讨论其合法性的，知识分子只能解释其合法性和权威性，只能为其作注，经是封建统治者钦定的作为封建社会指导思想的儒家经典著作；史指的是历史著作，按其体例分，可分为纪传体、编年体，按史书所记载的朝代的状况可分为通史和断代史，按其作者的公私性质可分为官修和私修，官修的被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钦定为正史，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说的正史指的是历朝历代编修的国史书（中国封建社会有一个传统，就是后朝修前朝史），总称为二十四史，私家修史则指的是民间的关于历史的私人著述；子部，指除儒家外的诸子百家著作，属于哲学方面的著作；而集则指的是文人的诗词歌赋著作，统统收入集部。古典目录学早期书籍四分法的排列顺序并不是经史子集，而是经子史集，诸子百家的著作在春秋时期是包括儒家经典的，直到后来，随着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儒家在西汉被统治阶级确立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才从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分离出来，成为“经典”，放在书籍分类顺序的首位，体现其重要性，其他诸子百家著作被放到了第二位。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书的地位不断上升，史书对于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性正如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目的，资于治道，帮助统治者借鉴前代统治之得失，因而史部地位上升，排在了第二位，子部地位下降，排在第三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好成为封建统治者追根溯源、树立正统的工具，四分法顺序的变化也体现了封建统治者意志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转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受重视的另一原因是它还与中国文人对“道”的追求有关，中国传统目录学在书籍整理等技术性工作的表象下，更蕴涵着深刻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层面。
中国文人一直重视生命之“道”、为学之“道”，对“道”一直孜孜以求，视之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正好可以分清学术源流，考证学术之来龙去脉，成为文人追求“道”的一个途径。另一方面，传统目录学的形而上追求，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一致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比起具体的事物、实物更重视义理、精神，更重视对抽象事物的追求和探寻，中国文人不太重视具体的各类书籍、著作的分类和顺序、位置，他们要追求的是通过文献整序的途径来把握那个作为宇宙万物本性和生命的“道”。而要把握“道”这一抽象的“存在”就必须通过对具体实物的研究，进而突破具体实物及其形式的束缚，超越具体，达于抽象，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是文人突破具体、到达抽象的一个治学途径。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目录学体系展开为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的一种哲理性感受和领悟，实现“目通万里，思接千载”的理想。综上几个原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成为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形而上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