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传媒作为上层建筑阶层的权力意义
除了由国体和政体组成的根本政治制度外，一个现代国家的存在和运行还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国家机器来支撑，即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既是一个政治名词，也是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相关联的名词。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与经济基础对立统一的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其中既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即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也包括思想上层建筑，即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传媒等。由此可见，新闻传播无论是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活动，还是其赖以存在的传媒机构，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则通过细分上层建筑进一步阐述了新闻传媒的重要作用。通过把“领导权”概念引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并将“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范畴，从而提出“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和‘国家’”。在此，新闻传媒成为与指涉国家暴力机关的“政治社会”并行的“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体系以获得大众的认同。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在借助大众媒介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文化观念的诉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形塑等途径设法赢得从属阶级的同意，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不自觉状态下将统治者的价值体系接受为“一般的事实”或“常识”。因此，大众媒介成为了“文化领导权”实现的重要工具和场所。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商业化的私有新闻传媒在充当“文化领导权”助推器的角色过程中成为维系制度体系的中坚力量，并在商业主义经济氛围下成为赢利的实体，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通过新闻传媒发挥着国家与人民之间信息传通与勾连的桥梁。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理论渊源，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诚如美国学者罗杰斯（EverettM.Rogers）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所言：“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上一个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影响了1900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10]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部分成为建国以来我国新闻界从事大众传播活动的主要参考，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和工作规律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具体而言，其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11]：一方面是对新闻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如：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报纸是社会舆论的纸币，具有流通和中介作用；报纸是社会的耳目和社会的捍卫者；报纸是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报纸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规律性；报纸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有机的运动过程之中；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是实现其他自由的保证。以上这些观点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闻传播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部分。另一方面占主要内容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尤其是党报理论成为新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内容，如：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党报党刊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按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党报党刊应当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他们自己的报纸；党报党刊要成为党内批评的强大武器，敢于开展新闻批评是一个党有力量的表现；党报党刊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党组织要加强对党报党刊工作的领导和监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这些内容无疑体现了大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思想的先进性，这一点既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相符，也与大陆目前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相匹配。自1953年以来完成对私营媒体的改造后，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全面确立，虽然60年走来，一路经历了几个重要拐点，从1956年以反思苏联模式、摆脱苏联影响为初衷的初次改革与调整，走到“左”倾年代极端控制与极端自由并行相悖的坎坷，而后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使新闻媒体通过“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新机制以更好地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事实上，我国60年来新闻体制变迁的历程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规律的再次印证。与大陆相比，台湾媒体的历史可追溯至日据时期所奠定的报业、广播业基础。台湾光复之初，媒体环境一度相对宽松，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后，言论空间高度紧缩。在“解严”之前，台湾新闻自由状况甚差。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当局于1988年开放“报禁”，并在1993年先后完全开放广播频率和有线电视，台湾媒体业随之急速发展。虽然台湾现在拥有所谓自由的媒体环境，但由于媒体数量多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以及政治势力从未彻底退出媒体界，而致使媒体乱象丛生，引发部分社会不安。总之，在“一国两制”作为上层建筑的基本国策之下，“一国”主要关涉国家主权和国体性质，“两制”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前提下对于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认定。而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新闻传媒自然成为维系港澳台地区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港澳台地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传播体制不仅与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相适应，而且和其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
二“、一国两制”对两岸四地经济互动交融的功用
“一国两制”的构想起初虽是缘于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方案，但发展至今却在港澳回归的繁荣现实中日益凸显出其不可忽视的经济意义。首先，“一国两制”不仅可以通过经济合作的旗舰航行，缓和台湾方面因政治上的某些分歧而导致的两岸关系的停滞不前，从而为日后的和平统一积淀良好的经济脉络和经济关联。其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面对当前我国致力于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现实，争取以“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台湾问题不仅能促进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是我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迫切需要。最后，台港澳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不仅是祖国统一及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生产多样化的要求，事实上，这几个地区的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构成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威胁，相反还有利于大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从而增强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力。对此，邓小平早有论断：“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2]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指导下，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突破。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来到大陆访问，他们与胡锦涛握手的历史性一幕，让人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心怀期待。
虽然在政治方面，两岸对统一的细节问题仍存在不同意见，但双方经贸文化交流的合作规模和发展速度令人称奇。无怪乎《澳大利亚人报》（TheAustralian）于2009年6月22日发表迈克尔·索恩伯里（MichaelSains-bury）的文章《大陆台湾的爱恋令人嫉妒》（Chaiwanloveaf-faircausesenvy）[13]，文中强调，过去13个月以来，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事实上，外国媒体的惊叹并非没有理据，因为发展至今，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台湾经济，在对大陆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成为了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而大陆也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主要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地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回溯往昔，自1979年元旦大陆首倡“三通”、“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两岸“三通”跨越三十个春夏秋冬，一路曲折走来，终于在2008年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中断十三年的制度化协商，至2012年海协、海基两会相继签署了16项协议，台湾开放陆资赴台投资101项产业，这一切都标志着两岸经贸往来从间接、单向、局部的方式渐渐走向直接、双向、全面的经济交流。第三次“两会商谈”达成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原则性共识后，2009年5月12日，台湾当局通过“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及“大陆地区来台投资设立分公司办事处许可办法”，对陆资企业的定义、投资领域、投资形式做出规定；5月17日，中国商务部和国台办正式发布《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办理程序。台湾相关法规限制放松后，大陆赴台投资可能会出现分阶段的几次热潮，从而促使直接、双向、全面的两岸正常经济关系尽早完全实现。事实上，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伴随两岸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的深入扩展，两岸距离拉近的趋势不仅不可阻挡，而且是适应市场经济开放性、竞争性的要求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国两制”无疑是制度的保证和沟通的桥梁。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一大任务就在于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14]。因此，“一国两制”方针是一项皆在增进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有效的制度回应。在两种制度并存发展的前提下，两岸经贸关系的破冰与进展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从更宏观和长远来看，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保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引起本区域政治构架的变革，大陆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台湾的经济发展也将在改善台湾政治局势的同时逐渐转变台湾人民的政治意识，而两岸经贸密切程度的加强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两岸和平谈判的进程。四、大众传媒在“一国两制”政治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在两岸社会与经济关系日渐深入的过程中，两岸的大众传媒功不可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充分肯定现代传播工具和传播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15]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论断还只是在单一媒介的抽象层面肯定了大众媒介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促进意义，那么，大陆和台湾媒体的实际作为则具像呈现了媒体的经济属性和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方面，两岸的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节目合作等形式以工具化的方式不断推进两岸的交流，媒体呈现内容的扩大化和声音的多元化，为两岸民众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对方提供了信息传通的管道和意见发声的平台；另一方面，新闻传媒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程度的经济功能也使其成为经济交流的内容主体之一，这一点通过双方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及其经济属性得以体现。事实上，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媒体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发表于1957年6月14日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具体来说，这种不同表现在：大陆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所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服务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而台港澳地区的新闻体制，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产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两种制度下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改革开放以前，囿于简化的二元对立思想，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以及这种制度下的新闻观、传播运作机制等一概不被认可和接受，相反，还成为被批判和唾弃的对象。如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新闻体制，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的关系，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关系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同时，抛弃了不少僵化的传统观念，例如全盘否定或者害怕资本主义，认为两制是“绝对排斥，水火不容”，以及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等，实事求是地承认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的一面，并有着自身的生命力所在。不仅如此，两种不同制度虽然在性质等一些本质问题上有根本的不同，但两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有一些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借鉴的共同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共性。首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处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商品经济阶段，两种制度都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由此可见，商品经济不仅不属于资本主义独有，并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陆目前急需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来谋求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民的富强。其次，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因而，它们必然都遵循与此属性相适应的“共有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再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属性和共有经济规律决定了它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基本相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可以及对企业经营机制的完善这两个方面的具体运作上。然而，在经历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的阶段，进而认识到两制的商品经济共性之后，还需要明了两制“异中之同”中的“同中之异”，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正是两制的相异点构成了“一国两制”运作的合理性。第一，在生产力方面，虽然两制共有市场经济属性，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存在落差。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辅之以较少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可以借用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来认识两种制度下所谓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根据波兰尼的历史考察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制度隶属于一般的社会关系之下，也就是说，市场虽然是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制度，但并未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组织的中心。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带来的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将市场发展为市场经济，并进一步将市场经济推向主导整个社会关系的中心。但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局限性之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试图将市场经济“嵌入”社会生活之中，以人类社会及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非经济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认识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属性上的异同以及并存的可行性之后，再反观两种大的社会制度之下每日运作的新闻传播实践可以发现，尽管所属性质不同，但是两种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之间不仅可以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沿着各自原先的发展轨道和积累继续前行，更重要的是，差异性的两者又在文化同源性及地缘经济的影响下互为合作、相互促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制度下的新闻传播体制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台湾1987年7月14日“解严”令颁布后，“报禁”随后于1988年元旦正式解除，此后，台湾媒介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步成为台湾媒体开放的体制保障和重要原因之一。“自由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比起其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强调政府和社会力量给予私人和企业以尽可能大的活动自由或者说是活动空间，于是在这种制度上，台湾新闻界一方面在保持公营媒体对私营媒体的牵制力的同时，开始大力推动民营商业媒体的前行，以期在扩大台湾媒体影响力的同时拉动台湾的经济发展，使媒体成为经济提升的增长点之一，这一点主要通过与媒体关联的广告市场的扩张得以体现。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确实推动了台湾媒体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相对自由、开放的媒体生态环境导致了媒体数量的激增以及相互之间为争夺收听、收视、阅读率背后的广告版面和广告时段而形成恶性竞争，然而，台湾媒体在衡量新闻价值以及运作机制上的一些实践模式，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参照和借鉴。在大陆，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新闻机构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开始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向“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以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恪守党性原则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准则，强调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传媒的商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在双轨制的改革路径中也得到承认。然而，新闻体制改革的难度在现实操作过程中要比新闻业务的改革难度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应计划体制运行的较为简化的模式，如今要想把它完全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有一定的阻碍和难度。尽管如此，在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下，不论是党报党刊、广播电视、非时政类的报刊还是新兴的各类新媒介手段，其发行、经营体制都要逐步转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在转轨过程中，大陆的新闻传媒无论是理论吸收还是业务实践，都已不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以简化的上纲上线的方式全然否定并排斥西方的新闻理念与实践，相反，通过引进图书、国际会议、大学授课等方式介绍西方新闻传播的理论和实务，以使大陆新闻传媒在了解、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消化。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传媒机制趋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一国两制”之下，这三个地区一方面可以按原来的路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与大陆媒体合作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的背景下，让大陆的新闻机构有更多机会近距离借鉴台港澳媒体较为成熟的运作方式，从而有利于推动大陆新闻体制的改善。当然，大陆媒体并非完全商业化的运作与注重社会效益的新闻理念，对于矫正台港澳新闻媒体的过度商业化倾向和泛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正面的借鉴意义。
（二）“一国两制”下“两岸四地”的传播交流有利于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正如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熊玠所言：“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可以说是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有赖于海峡两岸持续的对话。”[16]因此，“一国两制”在营造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可以让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新闻体制改革借助台湾及港澳地区的地缘优势及关联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使中国在朝向“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7]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重建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并积极塑造本国的国际传播形象，这一点在以软实力为主导竞争因素的21世纪显得尤为重要。
（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解决政治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同样有着重大的经济战略意义
台港澳媒体的持续发展以及大陆媒体在与台港澳媒体合作中对其某些专业手法和运作方式的借鉴吸收，不仅能推动中华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更能在经济联合的基础上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铺路。事实上，无论是从区域战略还是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中国都需要促成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鉴于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因此，“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即“中华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需要，更是在顺应历史潮流的趋势下对“一国两制”的新发展。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订并实施后，“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且步伐正不断加快。这种日益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和“两岸四地”间重大的协议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在克服了台湾当局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实现的。“两岸四地”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已成趋势，所以，以功能性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制度性一体化要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贸易正常化的基础上，经过更紧密经贸关系合作，进而发展到共同市场模式。这个转变的过程如何实现？除了要拆除政治壁垒造成的屏障之外，作为传播载体和沟通桥梁的新闻媒体则担负着重要的信息传通和文化交流的职责。可以说信息流通成为商品流通在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向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演变过程中的前提和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新闻体制和新闻实践无论是出于媒体自身的市场化运作的考虑，还是为了大局的需要，都要致力于促成“两岸四地”经济交流合作这个多赢的发展态势。
作者：罗慧 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