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豪斯与中国工业设计
早在20世纪初，庞熏琹、陈之佛、雷圭元、郑可等留学生就将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引入我国，由于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发展包豪斯的大工业生产基础，加之国人对设计的认知基本为零，所以包豪斯的首次引进的影响领域主要在装饰艺术与平面设计方面。20世纪80年代，香港大一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吕立勋来北京演讲，自此三大构成开始进入各大院校。随着三大构成在教学上的广泛引入，逐渐产生了“三大构成就是现代工业设计”的误解。同时，构成教学的程式化忽视了对艺术感觉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切断了与传统文化根基的联系。这恰恰背离了包豪斯最初所提倡的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思想，也造成了工业设计教育毕业生多而人才少的结果。同时，作为基础课程的三大构成多为日本三大构成课程的翻版，而非原汁原味的包豪斯基础课程教育。所以，对中国的构成教学所产生的诟病并不能直接归咎于包豪斯本身，而是日本在学习包豪斯的过程中整理改编而造成的。此外，包豪斯还将现代设计的品质与精神带入了中国工业设计。现代设计的批量化生产对物的现代品质的确立消解了传统手工艺造物中的意义叠加，使物感得到了直接呈现，这也是包豪斯所强调的形式符合功能的本质所在。包豪斯所推崇的“功能先于形式”的思考方式也在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对产品设计的要求与政策中体现出来，如，初期对于产品设计“实用、经济、美观”的要求以及后来对“质量、品种、效益”的提倡都是包豪斯设计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此外，在设计精神方面，包豪斯所提倡的“做中学”的精神在广州美术学院得到了实践，如其创办的“雷鸟产品设计中心”，将产、学、研结合起来，这种务实精神对中国工业设计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综上所述，包豪斯对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单纯学习他人的设计经验无法应对中国本土的问题，同时还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误读。
二、重提包豪斯
如今，重提包豪斯是基于三大构成导致传统文化在设计教育中缺失以及当下中国制造面临向创造转型的契机。关于设计教学中三大构成对传统文化的忽视，恰恰是因为对包豪斯的学习不够深入和认知片面造成的。三大构成在设计教育中的存在虽然造成了一些弊端，但是从总体来看，其积极意义仍大于负面效应。三大构成作为基础教育，使学生对造型设计有了系统和规律的认知，也使我国走出了盲目的、凭感觉的绘画式设计教育模式，更加符合现代工业化的大批量生产。而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问题，则基于包豪斯所提倡的精神与当下需要的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发展壮大了加工制造业，但随着廉价优势的消逝以及反倾销案的屡屡发生，市场经济的需要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中国制造业的转型迫在眉睫。包豪斯在工业文明与设计文化方面的研究，不仅为我国制造业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参考，更为我们提供了工业设计的准则与规范。
三、新起点的包豪斯中国化
自洋务运动开始我国就诞生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但是清王朝并未使西学在中国得到真正的重视，只是流于浅表，使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成为空谈。如今，包豪斯设计思想的中国化探索应建立在对其内涵精髓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当下中国情境的准确把握基础上。这是一个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其意义在于为当下的中国工业设计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借鉴。这就需要我们发扬包豪斯的“做中学”的精神，努力创造与积累中国工业设计的经验，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包豪斯中国化的意义所在。
作者：李萌
